本书内容摘自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所著的《宗教、科学和社会文集》第八章。
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样性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像是一个实际问题。当今世界的巨大多样性，尤其是在社会领域，被许多人视为不平等。
诚然，这种不平等只是世界范围内多样性问题的一个实例，但对人们来说却非常重要。原因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令人遗憾的不平等现象。为什么少数人过着奢侈的生活，一些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大多数人却要通过努力工作来谋生呢？这有必要吗？是谁或什么原因造成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富人住在奢华或舒适的家中，而穷人却不得不忍受闷热的房间、狭窄的小巷、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的阴暗贫民窟?
在近代，第一个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人们今年（1912年）6月28日在日内瓦和巴黎庆祝其200年诞辰的人。这次庆祝活动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此人的重要性上。他的名字也再次成为宣传口号。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在巴黎，庆祝活动在王室党派支持者的强烈抗议下举行；而在日内瓦，大自然似乎站在抗议者一边，因为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有些人称所纪念的人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一个毒害人民的人，一个破碎社会的人，一个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先驱，甚至是像加尼埃和博诺特这样的亡命之徒。然而，另一些人认为他是大革命后对我们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所有伟大思想之父，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基督新教信徒。和以往一样，他的名字又一次唤起了人们的爱与恨、尊敬与轻蔑、热情与痛苦。这也难怪，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让-雅克·卢梭。
对于1712年出生于日内瓦的这个人来说，1749年是他37岁人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卢梭是一个漂泊者，在精神和肉体上到处流浪和寻索；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想要自己所知道的事物的人。他就像一艘没有舵和罗盘的船。他在1741年移居巴黎后，以新的音乐创作方法为自己赢得声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他还成功地得到画室里的人的接纳，结识了当时的批评家，如狄德罗（Diderot）、霍尔巴赫（Holbach）、海尔维秀斯（Helvetius）和格林（Grimm）。但是那时卢梭还没有找到自我，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在那些圈子里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在。
但是在1749年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日，卢梭从巴黎走了两法里（4-5英里）去文森（Vincennes）拜访他的朋友狄德罗。后者因为在文学上的一次失言（faux pas）（他在《信笺》中胡乱描绘一位皇家宫廷的公主，而公主觉得他侮辱了她），而被囚禁在一座城堡里，城堡周围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当时是下午两点。按照当时的习俗，树被修剪得很短，所以没有树荫可走。卢梭偶尔休息一下，在继续散步后，他试图通过阅读来放慢速度。他带了一份《法兰西商报》（Mercure de France），突然看到第戎学院举办的一场征文比赛的公告，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促进了道德败坏，还是道德净化”。
就在那一刻，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然间，他灵光一现。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在阅读的时候，我看到了另一个宇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他给马勒舍伯斯（Malesherbes）的四封信中，他在第二封信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他经历了一个对他人生产生特殊影响的时刻。这让他永远铭记。若说有类似灵感之事物的闪现，那么就在那一刻，它淹没了他的感情。“我突然感到我的头脑被千百种光亮所缭绕；一大群鲜活的思想同时以一种力量和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呈现出来，使我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之中；我感到头晕目眩，就像喝醉了一样。”他的心跳得很快，几乎无法呼吸；他坐在一棵树下，心里洋溢着感动，达半个小时；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看到背心前面浸满了泪水。当卢梭到达狄德罗的监禁之所时，他的精神状态仍然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他问狄德罗应该怎么做，狄德罗告诉他，他不仅应该参加比赛，而且要以一种别人都不会采用的方式去做：“你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别人的方式去做。”卢梭回答说：“你说得对。”狄德罗似乎很了解他的朋友卢梭。他明白，消极的回应完全符合卢梭的思维方式。
维内（Vinet）认为卢梭生活中的这种改变是一种宗教转变，有人可能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极其重要的转变。可以说，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它比人们认为发生在卢梭这样的人身上的事还要深刻和激进得多。它从他的头脑开始，然后渗透到他的内心，并带来了他整个生命的转变。从那以后，他就抛弃了这个世界，抛弃了对它的赞美、浮华和荣耀，变得比以前更喜欢独处和独来独往。他与社会、朋友、当时的哲学家、那些热心的无神论传教士决裂了。他清除了心中的贪婪，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同的道德世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个好人；现在他成了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至少陶醉于美德。他辞去了（金融家）弗朗库埃尔（Francueil）手下报酬相当丰厚的银行工作，决定以抄写音乐为生。1754年，他在日内瓦住了几个月，并于4月1日重新加入改革宗教会。在华伦夫人的影响下，他于1728年8月23日离开改革宗教会，加入了基督公教。1756年，他离开了巴黎，开始了隐居生活。伊皮奈夫人好心给他一处房子，但他很快就换成了蒙莫朗西的蒙路易公园里的一所小房子。这间房子由康泰王子的财政全权代表提供。他在这里只呆了几年，就像受迫害似的，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1778年去世。但巴黎再也没有成为他固定的家。
他生命的转变甚至影响了他的穿着打扮。在此之前，他一直习惯戴着一顶撒了粉的假发，还有齐膝的马裤和白色的长筒袜。但他放弃了这一切，开始像普通百姓一样穿结实耐用的衣服。他卖掉了自己的手表，非常满意地告诉自己，从现在起，他不需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甚至他的衣服也成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早在他担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秘书的十八个月，他就获得了大量的精美亚麻布。但不幸的是，他在1751年的圣诞节夜晚丢失了它，当时他所有的亚麻布，包括42件质地上乘的衬衫，都被偷走了；很可能是被他女房东特蕾莎·勒·瓦瑟的弟弟偷走了。就这样，他也摆脱了对亚麻布的热爱。
卢梭当时所经历的巨大变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以前的生活方式有关，但真正在于他突然放弃了那个时代的腐朽文化，回归了自然的纯朴和真理。这两者在18世纪完全对立。没有人留意自然，也没有人关心自然。乡村住宅的特点是方方的建筑，笔直的街道，几何形状的灌木丛，修剪得像金字塔或地球仪的树木。中世纪艺术被贬为“哥特式”。伏尔泰认为巴黎圣母院是一种建筑上的另类。 到了那个世纪初，文艺复兴已经退化为一种任意、且常常是不自然的巴洛克风格；很快又进入了一个呆板、迂腐的时期。科学由抽象概念组成，这些抽象概念是人类推理的结果，与现实毫无关系。社会分为享有各种特权的宫廷、贵族和神职人员，以及税收负担日益加重的贫困人口。这一切的对比刺痛了卢梭的灵魂。他并没有仅仅注意到这点，也没有将这作为嘲笑的对象，就像孟德斯鸠在1721年的《波斯文学》（Lettres Persanes）中将当时的法国作为讽刺的对象。相反，卢梭用他所有的热情去感受它，并且似乎在自己的灵魂中体验到了它。
他在日内瓦的勒曼湖畔和阿尔卑斯山脚下出生、长大，这无疑塑造了他。他敏感的天性既是他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也是在大自然中成长的结果。除此之外，还有他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象力在乡村和森林中获得绽放，但在室内或城市里就会逐渐凋谢，而且他还有强烈、近乎狂热地想要把自己变成冥想对象的嗜好。但是，第戎大赛让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强烈反差。它导致了一场危机，这危机决定了他的余生。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我们智者的教导是错误的、愚蠢的，只会给我们的社会秩序带来压迫和痛苦。那一刻，他所体验的感情非常强烈；虽然他不是一个有毅力和行动力的人，但他还是摆脱了过去，进入了一种完全由某个思想启发和支配的新生活：我们必须回归自然！
在此之前，他一直与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是现在，他同时重新发现了自己和自然，他发现这两者非常和谐。他灵魂的语言和自然的语言融为一体。在理性化的理性和腐败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两者一直埋藏在他的思想深处，直到那一刻浮现出来。但是现在卢梭发现了它们的原创性和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纯朴和美丽。因此，对他而言，它们成了不同的事物、更有意义的事物：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灵魂，现在摆脱了理性和文化强加给它们的非自然的外衣，突然变成了同一位上帝的启示：一位纯粹良善的上帝，祂的手不会带来任何邪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众多错误和一切苦难，都只能在社会和它所创造的文化中找到根源。在理解了灵魂与自然、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的原始关系之后，他成了争取自然权利的强大、有影响力的斗士。
在1750年的《对话录》（《第一对话录》）中，卢梭试图表明艺术和科学是人类罪恶的产物，而且必将导致宗教和道德的堕落。在这篇论文和在波兰国王面前的辩护中，他指出，邪恶的主要原因是不平等，它逐渐产生了财富、奢侈、懒惰，也产生了艺术和科学。他在第二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将虚构的“自然状态”与当时社会中真实、悲惨的情况对立起来。在这本书中，人们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以好战和好斗的方式相互对抗，而是以自由、理智、善良和幸福的人共同生活。在《社会契约论》中，他认为国家起源于一个假想的契约，其中每个公民并不放弃他的自由和权利，它们凝聚成一个自愿的主权实体，且这个实体并不限制人们的自由，也没有人能够犯罪，而且所有人都平等地为所有公民的福祉而努力。
在《爱弥尔》中，他以以下思想作为思考的起点：一切从造物主之手而来的事物都是好的，但当人类接管时，它却堕落了；因此，教育人的问题在于确保自然人通过改善社会来保持善良。在《萨瓦牧师的信仰》（Profession of Faith of a Savoyard Vicar）中，他承认自己有一种自然的宗教感，并将这种感觉与最初的基督福音相提并论。总而言之，卢梭不断试图将人类的劳动还原到原本的状态，然后突然将后者等同于自由与权利，等同于宗教与美德。因此，救赎就是从文化转向自然，从一个复杂堕落的社会转向纯真的原始状态，从心思的欺骗性转到由纯粹的感情支配。
卢梭在其著作中所宣扬的观念决不是崭新的或独创的，因为这些思想大部分在他的前辈，特别是英国的自然神论者身上可以找到，并且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与他同时代人的思想的一部分。斯台尔夫人（Madam de Stael）说得很好：“他没有发明什么新事物，可是他却把整个世界都点燃了。”这话的后半句比前半句更真实。在18世纪，没有人的影响能与卢梭相比。他可能会说别人说过的话，但他是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而且是以一种前人从未说过或能说得出来的方式来说话。他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感情深沉，信念坚定，让每个人都为之着迷。他以简短、有力、优美的句子开篇，吸引读者。而当他后来发展出自己的初步论点时，又是以如此雄辩的语言和饱满的激情，读者甚至来不及思考，就已着迷了。
事实上，卢梭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说的是当时的语言。他说出了人们潜意识里的想法，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心之人。这就是他与启蒙运动那些人的不同之处。他和他们一样厌恶传统，厌恶历史发展而成的事物，尤其是厌恶基督教的教义。但是，当百科全书派将理性和科学奉为偶像，用它来嘲弄上帝和宗教时，卢梭的内心却渴望回归自然的纯真。在启蒙运动引以为傲的艺术和科学、财富和富足背后，卢梭看到了大众的苦难、精神的贫瘠和心灵的空虚。启蒙运动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不能满足他，尽管他是启蒙运动之子，却成了启蒙运动最强大的对手。虽然他因为启蒙运动被嘲笑，更不用说被迫害，即使这是想象多于现实，他还是离开了这运动。他敢于做自己，敢于独立，敢于在全世界都说“是”的时候说“不”。这就是为什么孤独的行者成为许多人的领袖和负责人的原因。
卢梭对他同时代的人和追随者影响巨大。当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伏尔泰的光辉已成为历史，卢梭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无论对普通人还是境遇较好的人都是如此。虽然他想退隐江湖，独善其身，但人们并没有放过他。他受到人们的追捧和颂扬。人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对户外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然状态下的人、布须曼人（Bushmen）和霍顿托特人（Hottentots）的崇拜。人们不仅开始以自然的名义鄙视工业，也开始鄙视农业，将之视为财产和不平等的根源。人们进一步地思考，认为现在提供主食的玉米也是人类毁灭的原因，因此其价值远不如胡萝卜和卷心菜。正如绅士们开始穿粗布衣服和厚底鞋，拄着粗短的拐杖走路一样，女士们也像卢梭那样戴上感伤的帽子，练习放血、喝牛乳，以营造出一种憔悴之态。
尽管卢梭并非生来就是革命家，但他的学说却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如拿破仑所说，没有卢梭，法国就不会有革命。泰恩（Taine）认为，1789年是对《社会契约论》的脚注，而马克西米兰·罗伯斯庇尔（Maximilian Robespierre）是它的化身。诚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由罗伯斯庇尔起草）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然而，两者的基本思想都是：人类应该抛弃历史发展起来的社会，抛弃差异和不平等，回归自然，回到其最初的权利。我们还必须记住，卢梭从未打算引入绝对意义的自然状态。他很清楚这并不可能。他也没有将自然状态描绘成一种确实存在过的状态。他只是将这种思想当作一种手段，来描绘他所认为的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的安排，这种安排符合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一切为人民、由人民来做。
与他那个时代的现状相反，他希望建立一个以所有人的自由为基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阶层或个人能够享有通过非法或武力获得的特权。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他不关心历史发展的环境，也不关心历史上获得的特权，更不关心政党或派别。相反，他凭借自己的感觉，运用自己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但带来的结果常常自相矛盾。与此同时，卢梭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所表达的思想——涉及不平等及其根源，富人和穷人，主人和仆人，尤其是关于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如何利用社会和政治体制服务自己的利益——成为他之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基础。卢梭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康德、费希特和雅克比的哲学体系，赫尔德、席勒和歌德的文学，施莱格尔和蒂克的浪漫主义，施莱尔马赫的感觉神学，以及一般的新式诗歌、自然诗和市民诗、现代宗教、伦理学和教育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卢梭精神的洗礼。
最后，尽管他的社会和哲学理论受到无情的批评，但他对社会苦难的批判，对人民中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的有力抗争，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荡，翻转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结尾，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仍在许多地方回响：
无论以何种方式，一个孩子命令一个老人，一个低能儿引导一个聪明人，而一小撮人在众人饥饿到缺乏必需品的时候，却拥有过剩的事物，这显然违反自然法则。
特别是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偏颇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以说，我们这个世纪的基本思想模式反对这种不平等，并希望彻底摆脱这种不平等。卢梭又区分了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包括性别和年龄、天赋和能力以及道德或政治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由财富和权力、荣誉和社会地位组成，完全停留在约定俗成上。但他大大淡化并限制了自然的不平等。他认识到，首先，身体或精神力量的自然差异往往是生活方式和教养的结果。此外，这种差别在纯真状态中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当时还没有艺术或科学，也没有财产和奴役；每个人都能照顾到自己的需要；即使存在不平等，也很难引起注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怪有些人会更进一步，将人类智力上的一切差异都称为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只要他们仍然忠实于革命的原则，他们就开始反对这种不平等，甚至比18世纪最初的做法更有力、规模更大。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不平等受到了来自双方的反对。一方面，它似乎受到了来自上层的进化论思维模式的攻击，这种思维模式可能是泛神论的，也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思维模式支配着科学思维，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试图消除所有的基本差异。这种消除首先涉及上帝与世界的区别，还有人与动物的区别，灵魂与身体的区别，真理与谎言的区别，善与恶的区别，基督教与异教的区别等等。另一方面，攻击似乎来自下层，来自所有那些试图消除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政府和公民、雇主和雇员、富人和穷人等差别的现代运动。这两种运动无疑是互相联系的。在思想领域反对泛神论和唯物主义，而在贸易领域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解放，这种做法不合情理。
卢梭在第二次演讲后喜欢称自己为“日内瓦公民”，这让我们想起两个世纪前在日内瓦生活和工作的另一个人：强大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但是，当这两个名字同时被提及，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反差啊！加尔文，受古典熏陶的人文主义者，一个在举止和外表上都很杰出的人，有着敏锐的心思和钢铁般的意志。与他相比，卢梭是一个不安分的流浪者，经常郁郁寡欢，思想缺乏逻辑，生活没有方向，是一个梦想家和狂热分子，是18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两者都经历了生命的转变，但加尔文脱离了基督公教的错误，拥抱了福音的真理和自由，而卢梭只不过是摆脱所有的文化，回归到自然本能。加尔文已经学会了用圣经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本性，认为它是有罪的、受污染的；而卢梭则认为，在自然被文化污染之前，它是美好的、美丽的，没有任何腐败。加尔文在罪中寻找所有痛苦的根源，认为罪是一种违背上帝律法的个人行为。卢梭谴责社会和文明，当他想到自己的善良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善良、富有同情心！加尔文并不期望从自然中得到什么，而期望从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中得到一切。一言以蔽之，加尔文把人类和所有受造物都抛在了上帝压倒性的威严面前。另一方面，卢梭将人放在宝座上，并首先将自己放在宝座上，从而牺牲了上帝的公正和神圣。
但是，18世纪的破坏者并不是唯一一个思考巨大的不平等问题的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也是这样的人。然而，他（加尔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触动他的不是政治和社会不平等，而是宗教不平等。当所有人的本性都受到同样的污染时，我们如何解释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和那些拒绝福音的人、那些得救的人和那些失去福音的人之间存在的深刻而持续的差异呢？对于加尔文和所有的宗教改革家来说，这是核心的、最重要的区别；它取代了其他区别，因为它是永恒的。在回答这个严肃而又深刻的问题时，加尔文看到了在所有文化和自然背后的上帝的美意，祂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自由意志是最终和最深的原因。他在路德和慈运理的陪伴下，跟随奥古斯丁的脚步，在保罗的指引下进行思考，无视文化和自然。
这种对上帝的美意的认信，是由宗教意识所激发，从圣经中汲取来的，并首先用来建立信仰的确定性；但从一开始，这种认信就拥有更深层的意义，并保持着这种意义，尤其是对加尔文而言。上帝的预定是受造物之间一切差异最终、最深刻的原因，如种类、性别、天赋，以及一切的所是（zijn）和理应如此（zoo-zijn）。造成万物多样性的源头，不是人的自由意志，也不是美德和价值，更不是文化，甚至不是自然，而是上帝全能全权的旨意，它同时是智慧的、神圣的，虽然不可捉摸、无法解释。文化、教养或自由意志不是原因，因为根本的差异先于这些，而且预先存在于自然界。自然也不是原因，因为它不是自己产生，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上帝大能的言语所承载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万物是照祂的旨意被造和完满。
通过这种只有强大一代才能接受的认信，加尔文教导他的追随者首先要在斗争和压迫的时代保持接受、顺从和满足。然而，今天很少有人会为此感谢他。在许多人看来，播下不满的种子，并有组织地煽动人们对所有广泛存在的条件和安排抱有敌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卢梭是他们的伟大榜样，因为他是将一切归咎于社会和文化的那一位，让人们感到骄傲和叛逆的那一位。但是他也是给他们带来无尽失望的那一位，因为对抗自然的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总会刺向挥舞它的人。“你可以用干草叉把大自然赶出去，但它总会回归。”
然而，默许并不是加尔文给他忠实的追随者留下深刻印象唯一和最重要的事情。根据加尔文的认信，上帝的旨意可能是绝对至高无上、完全全能和不可捉摸的，因此要以神圣的敬畏和深刻的默想去承认。然而，对于每个相信满有怜悯和恩赐的天父旨意的人，天父会以永远的爱来爱他。祂的旨意可能是隐秘的，但祂总有智慧和神圣的理由，来解释引导他们走的一切黑暗道路。这样的旨意不是命运，不是一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得接纳的命运，而是孩子般信任的对象，一个永不枯竭的安慰之泉，一个坚定而稳固的希望之锚。请记住，除了预定论，上帝在基督里的丰富恩典也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核心和灵魂，而它与预定论的教导一致。对他而言，这就是基督教的精髓，上帝通过它告诉我们祂有多爱我们。他看到上帝的旨意在万事上显明，甚至在人的罪孽上显明。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旨意本质上是救赎的恩典，引导世界和人类通过黑暗走向光明，通过死亡走向永恒的生命。
这种安慰是卢梭不知道的，但加尔文让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知道了，使他们得到安慰和保证。加尔文通过宣讲上帝神圣而慈爱的旨意，将信心、勇气和默示提供给最卑微和最简单的人、因福音而受迫害的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和在绞刑台和柴堆上的殉道者，使他们蔑视一切苦难，于压迫中享有荣耀。我们在生活中也需要这种安慰。因为没有什么比加入卢梭的行列，在人们心中播下不满的种子，让他们反抗自己的命运和整个社会更容易的了。正如布斯肯·休特（Busken Huet）所说，危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因为我们出于对小人的恐惧，变成了人民的奉承者和普通人的谄媚者。但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奉承是残忍的，就像将石头和蛇拿给祈求面包或鱼的人一样。因为当一个人对一个更高、更美好的世界失去信心时，地球上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像一座监狱，他会毫无知觉地用头去撞它的墙壁。甚至尼采也说：“在基督教中，也许没有什么比教导的艺术（art of teaching）更值得赞扬，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人，通过虔诚将自己传送到更高层次的事物中去，借此获得生活上的平安，这已经够困难了，而且只能是困难重重。”
但如果不指出加尔文与卢梭的第三个不同之处，这种比较就不完整。后者确实对社会大发牢骚，并让人们也这样做。按照当时的传统，他把国王变成了替罪羊，让他为他们的悲惨处境负责。然而，最后他却悄然遁世，丝毫不推动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加尔文领受来自上帝的同样旨意，就是祂在基督里所说的恩典旨意，由此衍生出强烈、有力、深远的行动动机。当改教的繁荣时期过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曾给他们带来舒适的信仰变成了他们所害怕的教义，就是那些经常被滥用为肉体的借口的教义，这种滥用仍然存在于某些属灵边缘地带，如最近成为头条新闻的鹿特丹。然而，这是对改革认信的讽刺。如果我们坚定地相信上帝的旨意是一切事物的起因，那么我们以圣经所启示的作为我们生活准则的相同旨意的尊重，就必会迫使我们在任何地方，以及在我们的影响所及之处，促进它的统治。如果你和卢梭一样，认为社会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么你就为社会判了死刑：你赋予了人处死人的权利，你就将革命合法化了。但是如果你和加尔文一起相信上帝的旨意和良善心意是所有事情的起因，那么同样的旨意就会成为祂所启示的旨意，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和规则。“愿祢的旨意成就”这句话包含和提供了默许的力量，也提供了行动的力量。
此外，卢梭虽然没有提到加尔文的名字，却表达了对加尔文和他的工作成果的钦佩。加尔文和卢梭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之间的相似。这位“日内瓦公民”在他的漂泊中并没有失去他出身的所有特征。伏尔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基督公教信徒，即使他不信教时也保持这个身份。即使在卢梭加入基督公教并信奉自然神论之后，他仍然是一个基督新教信徒。卢梭说伏尔泰实际上只相信魔鬼，尽管他给人的感觉是相信上帝。的确，伏尔泰是个虚伪的嘲笑者，他的笑是一种讥讽。卢梭从不嘲笑；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严肃探索者。他感动于大自然的无限美好，甚至发现了“眼泪的天赋”，并以它的柔弱感伤为乐。有时他会用迷人的语言谈论上帝和上帝的护理，谈论灵魂和不朽，谈论美德和良知，谈论圣经和福音。更何况，加尔文和卢梭都是从他们最亲密的自我意识出发——前者认为自我意识来自于圣灵见证所证实的信仰的自我意识。后者认为自我意识来自于他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来自于自然。不幸的是，他认为这种感情未受污染。两者都直接从他们内在生命出发，推演到上帝世界中的原有事物。对加尔文而言，这是基督最初的福音，而对卢梭来说，这是自然界最初的语言，他从美学上体验了这一点。他们都是有心的人，都是法国散文的大师。
然而，除他自己之外，卢梭也承认加尔文的伟大和超越。他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献给“伟大的、备受尊崇的日内瓦统治者”，在献词中他说自己很高兴出生在日内瓦，那里的平等和不平等是如此一致。如果他对自己的出生地有发言权，就会选择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那里的市民相互认识，人民和政府都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并一起努力；换句话说，那里有一个以节制智慧为特征的民主政府。他会选择一个显示出持久的快乐安静的共和国，它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那里公民享有应得的自由和独立，而且这个共和国不执着于扩张，免于被周边国家征服的危险，其政府也是由人民选择，立法在人民的同意下获得批准。如果上天再给他一个合适的地方，拥有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美丽的景色，他就不会有别的愿望，只希望能在这样一个共和国里平静地度过他的一生。其实，所有这些特权都是他出生的城市的一部分。没有比这拥有更好的政治和民事状况了。幸福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享受它。它通过刀剑获得独立，并持续了两个世纪；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政府的组成是独特的，是极好理由的产物。公民拥有的唯一主人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智慧的法律，并由他们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来维护。这些官员既没有富有到让自己因财富和享乐而消沉，也没有贫穷到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样，就只剩下一个愿望：这样一个明智和幸福的共和国能够继续繁荣昌盛；只剩一个期盼：所有公民将相互团结、遵守法律和尊重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而它值得这样的尊重。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日内瓦的地方行政官那样诚实、开明和可敬的人了。这些都是谦逊、朴素的道德，对法律的尊重和真诚和解的精神典范。公民以自己的美德为政府增添了更多新的光彩。
卢梭的父亲不仅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且还阅读塔西佗（Taritus）、普鲁塔克（Plutarch）和格老丢（Grotius）的著作。同样，日内瓦的全体公民，甚至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人，都勤奋工作，同时也受到良好的教育。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最好的公民是那些雄辩的言辞受人欢迎的牧师，因为他们将福音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在他们中间，基督教的精神，以及道德上的圣洁、自制、严格和对他人的温柔，真正起到了统治作用。对国家未来福祉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公认的智慧、节制和勤奋。最后，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共和国的另一半，那些善良贤德的女性公民，总是为我们的生命奉献着自己：她们照顾着他人的福祉，以温柔和智慧维护和平和良好的礼仪。
她们（日内瓦的女性公民）在国家中维护对法律的热爱，在公民中保持和谐。她们是贞洁的护教士，是和平的温和约束者。她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以责任和美德来肯定心灵和自然的权利。在其他城市，所谓有见识的人羡慕宫殿的规模，火车车厢的华贵，戏院的富丽堂皇，以及所有柔弱之美和财富。然而，在日内瓦，人才是中心。这种景观值得拥有，追求它的人和爱慕剩余事物的人，同等值得拥有。卢梭的话无疑是对这位日内瓦改革家的高度赞扬。这甚至值得有人特意研究，考察下他出生城市的共和党政府对他的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影响有多大。
然而，日内瓦的例子进一步证明，加尔文的宗教生活哲学在应用时，也包含了对当今社会的承诺。人们不是常常看到，基督新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明和国家的繁荣吗？在过去的几年里，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尽管带有很大的偏见，难道不在宣称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加尔文主义有关吗？因此，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新教信徒，作为改革宗的基督徒，完全没必要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因为它受到天父的同一旨意的治理，祂已经为我们分配了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如果我们是卢梭那样的自然主义者，如果我们没有超越现实的标准，或者如果我们从想象的领域借用这样的标准，我们可能很容易回到纯粹的保守主义，我们可能很容易在一种非历史的激进主义中寻求我们的幸福。然而，当我们相信一种更高层次的事物，即上帝的圣洁和仁慈的旨意，它不仅通过历史事实，而且通过祂圣言的见证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找到了一种衡量现在和改变现状的标准。然后我们能克服这种危险，就是无条件地谴责现实或至少在原则上为它辩护。
一方面，我们将不会谴责社会，就像卢梭和他肤浅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使自己陷入罪中；我们会更早学会尊重它，将其看作一个美妙的人类有机组织，在上帝的引导下发展，成为多个世纪以来数百万人的祝福。正如凡·胡顿（van Houten）所说，尽管我们对人类所忍受的匮乏和痛苦感到惋惜，但当我们考虑到人类对自然的斗争，和许多人的无助、虚弱和堕落时，我们很惊讶地看到，痛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甚至在数千万人的国家里很少有人因缺乏食物挨饿，如果有的话，那会在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大肆报道。这真是一个更大的奇迹，这些广大百姓中绝大多数人每天领受了他们的食物，没有多少人因得不到日常供应而过着拮据的生活。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当然应该感激所有发生的事物，仅仅是因为它发生了，我们应该努力理解时代的征兆——它告诉我们新的环境和新的关系如何在各个领域不断取得进展。所谓社会问题，无疑有其属灵背景；它植根于卢梭关于平等的错误理论，因此不容易通过社会立法来解决。国家、社会和个人为改善条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必要的，值得赞扬的，但这些努力丝毫没有带来满足或感激，也丝毫没有减少需求。然而,我们中有谁希望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社会阶层几乎像种姓制度一样分化，人们赞美治理者的任何决定，科学的实践者看不起人以体力劳动维生的时代？我们越接近17世纪中叶，就越注意到教授们倾向于避开他们的同胞，建立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并没有参与或很少参与社会生活，在无学识的群众中也很少见他们的身影，他们表现出的拘谨和礼仪，使很多人感到沮丧，但这与他们的着装十分相称，特别是那可怕的从头到腰的假发。许多人想像上帝一样被尊敬。他们的骄傲和自负往往是无止境的，因此，即使是与他们有交往的学者也会抱怨他们的自负。
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点越来越变成一个现实，社会的重心似乎正在转移，体力劳动的价值和技术技能更受重视，另一种状态正在形成，这个时代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商品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得到更平等的划分。无论如何，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未来：所有的富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富人，以及拥有许多属世财富和财产的所有人，将被要求表现出自我克制和奉献精神，这种要求比前几个世纪大得多。财富，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将不再是一种为自己服务的特权，不再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快乐而存在，它将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按着保罗的话，所有的肢体都要彼此相顾，或引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话说，各肢体都应使用他的恩赐来轻松喜乐地服侍和充实其他肢体，并把这当成一种责任。
因此，在思考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时，我们遇到了本章开头同样提到的问题：一与多，绝对和相对，永恒和不断变化，永恒的原则和它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应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尤其是那些依赖大话和响亮口号的人。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指导我们的原则和我们所生活的极其复杂的环境。但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找到答案，就像上帝国度的比喻一样：“神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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