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教会的复兴，神学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其成败决定着这一轮的教会复兴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是否能够顺利地形成代际交替，为下一轮的教会复兴做好预备。有些教会偏向于实践型的神学教育模式，有些则偏向学术型的；有些教会偏向本土化的神学教育模式，有些则偏向将人才送到海外接受教育。其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摆在这一代人面前的议题，很可能上代人就已经面对了。
就这个议题来说，姚西伊教授的《“教会的公仆”——湖南圣经学院简史(1916-1952)》（以下简称《湖圣简史》）无疑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作为哥顿-康威尔神学研究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教会历史领域的专家，姚教授对于中国教会的基要主义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神学教育议题，都有专门的论述。
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作者描述他写作这本书的用意，就是要对中国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的相关机构做一些研究。在这个背景之下，作者之所以选定湖圣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基要主义运动来说，圣经学校是其最重要的活动平台之一。 而湖圣则是一个典型个案。 它不仅是基要派的一个神学教育机构，更是基要派事工与活动的一个综合体。”（自序）如果说基要主义运动上世纪初在北美爆发时，就伴随着风行全美的圣经学校运动，那么当基要主义运动传入中国时，湖圣的辉煌历史就是与之相伴而有的圣经学校运动在中国的一个样本。
在写作本书之前，作者已经出版过《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其中对华北神学院的研究构成了重要的一章。作为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的第二本书，其中对湖圣的研究若是与华北神学院对比，就让我们看到中国神学教育的两个重要的类型或模式。借助黎天錫（Samuel Howard Leger）的分类，本书把湖圣看作是“实践—职业型”(Practical-Vocational Type)的样本；相应把华北神学院看作是“古典─教义型”(Classical-Dogmatic Type)的代表。（1章）
二、
本书对湖圣办学过程的介绍，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湖圣作为“实践－职业型”的样本，其理念与特色之所在。简言之，其理念传承了基要派保守的神学立场；其办学模式突出了理论与实践活动相结合，边服侍边学习的特征；目标指向为基层教会造就一线牧养和宣教的人才。
湖圣办学模式的特点直接来自于其最有特点的服侍项目：“蓬屋船布道团”或“逐家布道团”。本书将此种模式看作是湖圣的前身，一个流动的圣经学校。蓬屋船上通常会有7－12个巡回布道的人员，通常多数是正是学习的学生。船上典型的日程是：“早晨五时半起床，灵修和准备课程至八时，之后为上课时间，九时半早餐，十时外出布道，下午四至五时归船，晚间报告、分享、祷告和上课。”（2章）
就其神学理念来说，湖圣作为基要主义圣经学校运动的代表，有意识地选择了与当时在自由派中流行的学术研究及社会运动相区别。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教会复兴时，无论是农村团队兴起时所办的“野地神学院”，还是后来城市家庭教会兴起时所办的圣经学校，都有不同。虽然后者也是边服侍边学习，很少有人拿出几年的时间专门去海外的神学院学习；但这主要是出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环境带来的限制，而非出于基要派神学立场有意识作出的选择。
随着环境的开放及教会牧养层次的提升，有人开始注意到这种神学教育模式对学术研究的消极态度，而开始寻求更为学术化的神学教育模式。这并不需要以排斥“实践－职业型”的教育模式为前提。在持守传统与保守的神学立场之前提下，“古典－教义类型”仍是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区别则在，“这类院校属于学术型，即强调知识的学习。 其教员中占主导的是神学家，而非牧者和宣教士。”（1章）这两种模式对于中国教会都是需要的。问题只在于：教会是否有能力来开展前者或是后种模式的神学教育，以及哪一种可以更好地满足教会在此处境下的需要。
三、
本书的书名——教会的公仆——表达了湖圣第二个方面的特征，即它是一间跨宗派的圣经学校，为众教会培养人才。在其校刊《布道杂志》中，湖圣对自己的介绍是：“本圣经学校为全国各教会的公仆，专代教育训练合乎主用的传道人才。”（3章）按照本书的介绍，在其达到鼎盛时期的1935年，其学生来自于13个省分，以及10个宗派或差会。
湖圣的这个特色源于它属于同样是在北美基要主义运动中诞生的洛杉矶圣经学校(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即后来的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湖圣正式成立的标志，就是其被归在洛圣的管理之下，“湖圣从此被称为是洛圣的‘福音布道部’(Evangelistic Department)。”（3章）正是这种紧密关系，使得洛圣的超宗派特点决定了湖圣的超宗派特点。这个特点是由其相对于教会的独立性来保证的。
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教会中兴起的圣经学校有很大的不同。绝大多数圣经学校都是某间教会或教会系统自己办的，因此成为培养自己教会或教会系统的工人培训班。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以为与教会服侍贴近的这种圣经学校模式，就意味着它要成为教会的附属机构，只培养自己教会的工人。这种作法拉大了教会之间的距离。尽管中国教会以为自己没有宗派的区别，但各自拥有自己的圣经学校，可能会使这些独立教会之间的距离甚至大于宗派之间的距离。
四、
本书对湖圣兴衰史的介绍，也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今天这个时代，中国教会都一直是普世教会的一个部分。就算是到今天，我们也依然要谦卑地承认，我们还是处于神学思想传递的下游，主要是从英语福音派世界这个上游吸收神学思想；而这个吸收与学习的管道就是圣经学校或神学院。湖圣“作为中国基要派一个重要的机构，它的洛杉矶圣经学院’中国分部’的身份，以及长期受洛圣支持和领导的事实都非常明确地印证了二十世纪上半期中美两国基要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结论）
在这个国际背景之下，湖圣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对中国教职员的重用，以至于产生出对中国教会的重要影响：“在湖圣的历史上，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教职员多为华人。 没有他们，来自北美的基要派的支持与影响不可能转化为对中国教会如此之大的冲击力、塑造力。”（结论）传递神学思想的管道，与其说是圣经学校这个机构，不如说是其中那些授课的教师。
这里需要澄清另一个误解，以为贴近教会实践的神学教育，就意味着不需要吸收从上游来的神学理论，仅仅是本地的上代牧者在教会中的服侍经验就足以教导下一代的人了。其实在内容上，湖圣的华人老师基本上还是在传递当时在英语世界盛行的神学思想。就拿 “司可福函授圣经课程”（Scofield Study Bible Course）来说，它成为当时湖圣“名声最响、影响最大的事工之一”。（5章）正是因为这个函授课程，将当时在北美基要派中流行的时代论带进中国，“成为时代论在中国教会内流传的主要管道。”（5章）梁家麟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指出：“直到如今，没有一套圣经课程对华人教会的影响，能与司可福函授圣经课程相比拟。”（5章）以至近一个世纪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都受到其影响。虽然今天我们对时代论有很多反思与批评，但能够对此进行反思与批评的神学思想也还是需要吸收与学习的。
五、
在本书对湖圣历史的介绍中，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外，其兴盛还与其得到北美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关。当然在这一点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湖圣最后的消失虽然主要源自于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然而其自1937年开始走向衰落，不能不与其在管理体制及资金筹集方面高度地依靠北美，而无法做到“自治”及“自养”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于今天中国的神学教育来说，这两个方面依然是制约着其发展的主要瓶颈。特别是要探索“古典－教义类型”的神学院时，涉及到对神学学术研究的投入，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虽然近一百年过去，要培养好的人才，发挥神学思想吸收及输送管道的作用，仍然需要有某种国际视野；认清神学思想传递的上下游关系，将福音派世界中好的神学思想吸收过来，这些都需要更稳定的治理模式及资金供应。而这些是必要的，乃是因为这是中国教会能够持续复兴与发展的重要支柱。
总之，本书虽然只涉及到湖圣这个圣经学院的兴衰历史，然而它却像是一个样本，让我们看到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基要主义圣经学校运动留下的遗产，引发我们在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思考。
作者：Ian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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