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使徒行传新解读：福音对希罗文化的颠覆（不是对罗马帝国）
之前读使徒行传，一直是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下：那个时期彼得和保罗所代表的早期基督徒群体主要是与当地的犹太社区发生冲突，而与罗马帝国之间可以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特别以多处与基督徒的冲突被诉讼到罗马官员面前时，都以不预受理或判定“无罪”而显明出来。如果是这样，犹太人称保罗为“搅乱天下的”（徒17:6）就有点夸大其词了。毕竟，当时的地中海地区是罗马帝国的天下，犹太社区不过是罗马帝国中微不足道的边缘群体。
保罗在什么意义上是那位“搅乱天下的”人？近来读罗维（C. Kavin Rowe）教授所写的《搅乱天下的福音：看使徒行传如何扰动希罗世界》（World Upside Down: Reading Acts in the Graeco-Roman Age）则让我开始质疑之前的那个假设。保罗及其使徒时期的基督徒，如果真是搅乱天下的人，那么他们所搅乱的就是罗马帝国及其希罗文化所撑起的天下。细看这里所说的“搅乱”，实际是将当时的世界整个地颠倒过来（World Upside Down）。这些处在帝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如何拥有这等的本事？
看使徒行传中保罗三次旅行宣教的记述，差不多他走到的每个城市，都会因为他所传的福音而出现骚乱，以至他不得不转往下一个城市。这是否与保罗个人的个性或传教方式有关？还是与保罗所传之福音相关？这是保罗那个时代才有的现象，因为他是使徒，因为与当时犹太人的冲突等原因造成，还是以后的时代也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搅乱天下的福音》吧。作者罗维是杜克大学神学院的新约教授，在新约研究领域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研究路加作品的著作为这个领域建立了新的典范。
这本书分为5章。1章相当于是序言；5章概括了全书的结论。主要内容集中在2至4章。作者在将福音视为天启（apocalypse）、对生活方式具有塑造功用的前提下，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新约研究与政治理论、叙事鉴别学及建构神学关联起来，聚焦于“如何解读使徒行传与外邦世界的关系”这个议题。如作者所说，“这本书的目的——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写别的——最主要是为了在特定历史处境中，近距离阅读新约圣经的意义，其盼望就是展现一种与文本同步思考的方式。”（1章）
二、上帝国的来临对偶像文化之基础的冲击
本书认为，搅乱天下虽然是借着保罗的宣教，但真正能够让这个世界翻转过来的乃是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上帝国的来临。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今天这个时代传讲同样的福音，同样可以翻转这个世界。只是我们以为只有保罗作为使徒才拥有这个能力。或者我们也时常会有一个错觉，以为上帝国的来临是将来的事情，即耶稣再来时才会有的事情。或者，就算上帝国已然来临，也如小芥菜种子刚埋在土里，看不见，摸不到，等到它长成大树，也同样是将来的事情了。
让我们先与作者一道看一下“搅乱天下”究竟意味着什么？用作者的话来表达就是：“基督教神学视景具有破坏文化稳定之能力。”（3章）特别是在保罗那个时代，社会的文化系统将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一个方面受到影响，比如在以弗所的亚底米神银龛制作业受到影响，就会同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甚至会造成文化崩溃的危险，“不仅我们的这事业有被人藐视的危险，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都可能变得毫无意义，这位在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之下被崇拜的她，甚至可能从她的威荣中被废黜。”（徒19:27，英文直译）
从使徒行传中可以看出，当地犹太人刻意在保罗宣教的城市制造出一些骚乱，好让保罗及其所代表的信徒看上去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歹徒。但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当这样的骚乱被告到罗马帝国的官员前面时，差不多都是以不预受理或被判“无罪”而告终。作者认为，这只是路加写作使徒行传想要传递的一方面，即以这些信徒被判定不是歹徒的方式表达出上帝国的临到并非要改变社会制度，因此不会与帝国法律产生直接冲突。但使徒行传还有另一面，就是福音瓦解了这种文化体系的前提，上帝国的临到会冲击到这种文化所依赖的那个偶像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这种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上帝国的临到是以颠覆这种文化前提的方式让其失去稳定性，从而发生翻转。
虽然都有 “无罪”的宣告，耶稣还是死在了耶路撒冷，保罗还是死在了罗马。这两个方面构成的张力，就是本书想要让我们看到的，路加写作使徒行传想要传递出的一种张力：“是的，必须与拜偶像一刀两断；不是的，基督教在‘作乱’这件事上是无辜的。······鉴于必须既说‘不是’又说‘是’所产生的张力，可以看出本书关键性的诠释步骤，正是一起思想‘是’和‘不是’。”（5章）本书在这种张力构成的线索下，就上帝国对这个世界产生的颠覆性冲击，试图在三个实践层面上来进一步说明。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复活的耶稣是万有的主，普世的宣教使命，及教会社群的塑造。
三、耶稣基督作为“万有之主”对凯撒终极权柄的终结（不是对凯撒）
路加在使徒行传10章所记载彼得在哥尼流家的讲道，核心信息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这一位就是万有之主——传和平的福音。“（徒10:36，标准译本）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是在一种罗马文化的背景下来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他们可能听不懂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却可以听懂“万有之主”是指谁。这里说的”这一位“指的是耶稣基督，对照的却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中，只有凯撒是”万有的主“。彼得当时所用的“主”（κύριος）正是当时人们用来指称凯撒的用字。那时代的奥古斯都皇帝因为给罗马带来了四十年的和平，就足以让人们将凯撒这位“主”与和平的缔造者紧紧地关联起来。彼得这样对比，想让这些外邦人明白：复活的耶稣才是万有的主，他所传的才是真正和平的道。路加在这里抓住福音的这个核心，特别表达出：“这是整个和平理念的颠覆和重整。”（4章）
当然这样传讲福音，很容易让人误解耶稣是另一个王，凯撒的竞争对手。为了避开这个嫌疑，历代的神学家都会尽量地拉开上帝的国与人的国之间的距离，或者将耶稣基督仅看作是在无形的、属灵的领域中做王；或者就是将上帝国移出这个世界，有意无意地将耶稣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理解为“我的国不在这世界”。然而本书作者却坚持认为：“与一切诺斯底主义化的冲动背道而驰的是，使徒行传对国度的看法，在每个方面上都包括了人的存在和神的工作。换言之，耶稣作王的国度不只是‘属灵的’，它也是物质的和社会的，那就是说，它在公共中是占有空间的。”（4章）
当然，在那个年代，将凯撒当作是“万有的主”无疑是对人的一种神化。正是这种神圣化，为凯撒具有终极的君主权（sovereignty）奠定了基础。作者让我们看到，并非耶稣在挑战凯撒作为主的地位，好像门徒们以此要在地上兴起某个伟大的帝国。相反，乃是凯撒在挑战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与耶稣基督的地位相竞争：“他的竞争对象是耶稣这个人身上神之主权。”（4章）凯撒用其权力所带来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以武力和恐怖为其前提；而耶稣这位真正的万有之主所带来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永久的和平。这就是上帝国的临到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一种颠倒：终结了地上君王所具有的“终极王权”。
四、普世宣教的源动力：从耶稣复活到天启认知
上帝国的福音既通过基督徒的宣教使命呈现出来，那么其对世界的颠覆性就赋予了这种宣教使命以独特性。在本书看来，这种独特性是之前的犹太教、或者其他宗教的传教方式都不具有的。简言之，这种宣教使命的独特性在于：将和平的福音传到地极的那种普世性，使不同地方、不同族群、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在基督（信仰）里成为一体。这种普世性超过了当时罗马帝国，或者后来汉唐帝国，所引已为豪的那种天下情怀。
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三十年间，福音在普世的迅速传播，其深层的动力源自于耶稣的复活所带给门徒愿为其作见证的热情。使徒行传一章8节所表达的宣教的使命，“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以及22节所表达的使徒的任务：“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让“见证人”这个字成为使徒行传中的核心用字，出现共计23次。作者认为，耶稣的复活与门徒直到地极的见证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个复活的生成能力（generative power），基本上是路加精心作出之文学设计的要点：无论是在福音书的结尾还是在使徒行传的开头，复活了的耶稣自身，都是普世性宣教的源头。”（4章）
清楚这个源头，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今天进行普世宣教的内在动力是否仍然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作见证。在这个科学主义的时代，受到凡事都要提供可验证的证据来证实这种实证主义的影响，复活的神迹首当其冲受到理性的质疑。这让今天普世宣教的热情与动力不再能够与使徒时期相比较，也因此削弱了福音对世界的颠覆力。本书引用天启这个概念来定义一种认知方式：“天启（Apocalyptic）正是使徒行传所体现的，那种不可简化的特殊认知方式的名称。”（4章）换言之，普世宣教的动力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是与一种从启示而来的特别认知方式相关。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不是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颠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认知方式颠覆这个世界的。
五、教会社群的塑造：公开生活方式对耶稣复活的见证
上帝国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传播，不是单单得到人的内心，好像耶稣仅是那属灵领域的王。本书认为，上帝国对这个世界的冲击或搅乱，乃以某种物质或时空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基督徒群体的形成：“路加与一切灵意化的倾向背道而驰，他所叙述的，伴随基督徒宣教使命而来的救恩，必然要求一个社群的形成：这是一种公开的生活模式，为那位已复活的一切之主在当下的统治权作见证。”（5章）这个群体因其特别的生活模式在安提阿城被首次辨认出来，并被赋予了“基督徒”的名子。按照作者对当时处境的分析，说明当时外邦人将这个标签贴在这个群体身上，具有相当负面的意思，表达出对这个“非我族类”之群体的排斥感。
使徒行传用“基督徒”这个字仅有两次。第二次出现是亚基帕王带着嘲弄的口气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徒26:28）他在审判结束后对非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徒26:32）作者特别提醒我们，路加在这里给出了鲜明对照：在外邦人眼中，这个有着特别生活模式的群体，一方面在法律层面是清白无罪的；另一方面，又是被负面看待的。换言之，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并非要进行社会革命，颠覆政府；但其生活方式却又让人因担心失去其原有社会文化的稳定性而不免心生排斥。
上世纪中国本土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凡事皆以使徒行传为其建立教会的典范。但这不仅是建立教会体制的过程，同时也是塑造其群体生活方式的过程。历经百年社会变迁的冲击，今天本土教会仍然在塑造其群体生活方式的过程之中。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有其公开的存在形态，虽然不一定要体现为凡物共用的形态，在不同处境下的表现形态也可能不一样，但因其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即认耶稣基督为万有的主，以及愿意直到地极为耶稣的复活作见证，而表现出是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后现代的时代，政教分离使得教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所传讲的福音对文化层面的冲击日益减小。不过，这种时代的差别或许只是表面上的。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说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层面的主权所产生的影响力，正在让位于全球化资本与技术等因素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制造出的“偶像”所产生的影响力。今天，耶稣基督作为万有的主，所对照的可能不是某位皇帝，而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文化领域中的某种“偶像”，如“爱国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等；直到地极的宣教使命可能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含义，而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新新族类；而名为基督徒的教会群体依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AI智能时代勉力实践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真正不变的是上帝国已然来临到这个世界的事实，以及福音具有搅乱天下的能力。就看我们是否如彼得及保罗那代门徒一样，愿意成为主所使用的搅乱天下的人。
作者：Ia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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