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来读到温伟耀老师的《成圣、成仙、成佛、成人：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这本书，看到他说，他多年来的心愿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在人格修养上的贡献和成就，清楚和精彩地陈述出来，我内心还是蛮受触动。温伟耀老师不仅多年来参与教养教会，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曾以研究北宋儒学的论文获得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智慧的寻求所取得的成就，作者认为不只是体现在儒家对“成圣”的追求上，同时体现在道家对“成仙”的追求，佛家对“成佛”的追求。“这一切的追寻，都是人生最高境界的体验和实践……是对人性、人生的善良、高贵、优美方面的深度理解、反省和实践。”（二部一章）
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这几种的寻求并列起来，不仅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随后与基督信仰所追求的“成人”加以对照。这背后其实有这样的预设，即无论是儒家所追求的“成圣”、道家所追求的“成仙”、佛家所追求的“成佛”，还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成人”，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不仅知道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同时也有很强的愿望要去追求这个终极的目标。
如果我们将上述的终极目的用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善”或者“真理”来替代，那么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将人目前乃生活在亚当堕落之后这个因素加进来，我们似乎就可以提出下述的问题：1）生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在没有特别启示的光照下，人真有可能知道那个具有终极性的“善”或“真理”是什么吗？2）人真有将这种“善”或“真理”当作某种终极目的来追求的渴望吗？
二
对于上述问题，作者在本书中作出两点重要的肯定。首先，肯定人性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具有普遍性：“善（goodness）和恶（evil）的意识，却肯定在任何人的身上，或者任何民族之中存在。”（一部二章）其次，作者认为，“第二个对人性积极而正面的肯定是：无论如何，在道德信念（moral belief）上，我们始终是相信：人应该行善，而不行恶。”（一部二章）既然是人应该行善，那么善就应该是人所愿意或追求的目标。
这两点肯定，作者在表述上是限定在道德的层面上，不过随后在将这种善当作是“成圣”、“成仙”与“成佛”的追求目标时，其实是超过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层面，而具有某种“宗教”层面的含义。比如对儒家来说，“儒家说，从道德的自觉翻上一层，就能知道有天理运行在自己的内心。”（二部二章）可见，无论是本书作者，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在道德与宗教层面实际具有某种连续性，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道德”与“宗教”层面的划分。
在所说的善同时具有“道德”与“宗教”含义的理解下，作者将他对人性的这种积极理解，用在了与基督教的比较中。其中在对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人性观有所肯定的同时，将基督教中对人性的负面的看法归咎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我们要承认，在基督新教的开创者（如路德、加尔文）的神学观点中，都让人看见他们对人性带有非常悲观、甚至近乎绝望的观点。”（一部四章）在作者看来，这种观点对后世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本书作者浸润基督信仰多年，相信他所说的都是出于某种切身的体验。
如果要为改教家们做一点辩护的话，改教家们对此问题的回答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区分属灵（属天）事物与属世（属地）事物，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与“宗教”层面。路德在将事物区别为“较低的事情”（the lower things）与灵性的事物（spiritual things）的前提下，认为堕落后的理智只能领会与前一类事情相关的善与真理。加尔文明确地说明，人们在这些所谓“世俗之事”或地上的事物，其中包括政府（政治）、家政、道德、科技、文学与艺术等领域，表现的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用普遍恩典的观念看，人在这个层面的行善能力及其结果，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是无疑的。改教家们所否定的，只是人因为堕落的原因，所做的善行对于达到终极的善（即与上帝相关的属灵领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这些宗教改革家的后裔们，深受两个领域这种划分的影响，以致我们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思考中国先贤所追求的那种可以用广义的“善”所表达出来的“成圣”目标时，难以作出更为恰当的把握。确实，这种“善”已经超过了改教家们所做的那种区别，不仅具有“世俗之事”层面上的道德含义，同时具有“天上之事”层面上的宗教含义。
三
在“世俗领域”与“属灵领域”之间不作区别的前提下，人是否会对那种终极的属灵层面的善或真理有所认识（至少知道这个目标）？人是否有真实渴望想要去追求这种层面上的善或真理，将其当作一生追求的成圣目标？其实仔细地看加尔文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还是可以澄清书中对加尔文的一些误解。
加尔文将人具有的“上帝形象”置于人有其不朽的灵魂。人堕落后，理解力与意志作为灵魂的主要官能，在“上帝形象”受损却依然残存的前提下，两者之官能也就依然存在。对于“天上之事”的属灵领域，加尔文还是认为，就算是人的理解力在堕落之后已经受到影响，但理解力作为人辨别善恶和明白是非的一种机能，它就不可能完全丧失。换言之，在“天上之事”中还依然发挥某种程度的功用，可以分辨具有终极含义的善恶。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在人败坏和堕落的本性中仍存有一丝理性光芒。这理性光芒证明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与禽兽有别。只是这种光亮实在有限。
对于第二个问题，加尔文同样肯定说，因为人曾经尝过真理，所以在人的本性中就有某种与生俱来寻求真理的欲望，意思是说，堕落后的意志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有追求那真理的渴望。他在这里所说人“曾经尝过真理”，并不是在柏拉图回忆说的意义上这样讲（虽然他很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而是就亚当在堕落前拥有在上帝看为好的人性，以及与作为真理的上帝有美好的相处来讲的。不过，加尔文也指出这种渴望的脆弱性，即在这种对真理的渴慕尚未发挥之前，就会衰残下来。
简言之，对于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问题，加尔文基本上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他在给出肯定回答的同时，也指出了堕落后的人性在这两个方面的局限性。
我们如何来把握和界定这种局限性？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给出的那两处经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以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4-15）将这两处的经文放在一起看，表达出人生来就有的良心发挥着律法的功用，让人对上帝或永恒真理的存在有所认定，由此承担无可推诿的责任。
加尔文追随了保罗上述的精神，清楚地说明，良心（自然律）确实对善恶有某种分辨，但在对上述广义的善或永恒真理的认识上只具有消极功用。人可以努力地去寻求，但最终的结果更多是对人产生无可推诿（心存遗憾）的作用，而不是因为人主动地遵循良心或自然律去行事为人，就能够给人带来在永恒里的满足与祝福。
在耶稣基督没有将这个终极目的向人们指明之前，这个目标无论称为永恒真理还是称之为善，就仍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就象是墙壁上的一幅图画，因为年久失修，只能让人隐约地看到图画的轮廓，以及某些局部存留的色彩，无论人走远还是走近来仔细地查看，都无法更清楚地看清图画的内容，直等到真正知道这幅画作内容的那个人来，才可能将这幅图画修复出来。
这种具有消极性及形式化特点的“形式的善”，或许可以借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讲道来帮助我们理解：“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徒17:23） 这里所谓“不认识而敬拜的”那个对象或目标，就是本文所表达的那种“形式的善”，或许也是本书中所说的、古代先贤修身养性所致力于追求的那个目标。
作者：Ia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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