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节选自斯托得所著《C型观点》第四章
今日人类所面对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一件比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更严重。战争不再限于军队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好些国家已逐步发展出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足以灭绝人类社会，甚至消灭整个人类文明；另一方面，我们看见恐怖分子团体大量增加，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带著象征性，且威力十足。二十一世纪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担心，惟恐这两者凑在一起，一旦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或是核子弹、细菌弹，或是化学炸弹——落到恐怖分子手中或流氓国家手里，便会被利用来达到他们的手段，而后果则不堪设想。
当然，即使是非常原始的武器，倘若使用的人充满仇恨，定意要消灭对方整族的人，也会造成惨不忍睹的杀戮。一九九四年，卢安达在一百天之内就有八十万人被杀，大多数是被大刀砍死；只要提到波士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就会让人联想到那里曾发生的惨事，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在「种族净化」的美名下被屠杀。
或许，近几十年最令人发指的事件，是发生在非洲刚果共和国（从前的萨伊）的内战，估计约有两百五十万人死亡，有些是直接因战争而死，有些则是由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所以，我们无需专门注意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仍可以看见人间的冲突会带来何等可怕的灾难。二○○三年，由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发起的清除地雷国际运动估计，仍有一亿枚地雷留在地里，每年造成的伤亡达一万五千至两万人。因著更多国家组织清除地雷活动，而且安哥拉、斯里兰卡、苏丹相继停火，二○○二年地雷的减少令人鼓舞，但是二○○三年，地雷顾问团估计，由于一九九一和二○○三年两次的波斯湾战争，二十年来的冲突留下八百万至一千两百万枚地雷，由库德族（Kurdish）控制的伊拉克北部，由于地雷和其他爆裂物造成的伤害，在二○○三年的对峙后增加了90％。
再者，人类的冲突所带来最痛心的一面，就是把孩子牵连到战争中。死在武器作战中的孩子愈来愈多，三十万儿童军正在打仗，还有无数孩子担任后援，两千五百万名孩子因著战争而流离失所。女孩与残疾儿童最容易遭受摧残，一名儿童军描述他所经历的恐怖经验：「我埋地雷、拦下车子、烧房子、烧庄稼……，最让我难过的是，如果有孩子太累了，我们这些俘虏他们的人，就会奉命把他们杀了。」
现今我们已有能力，可以毁掉过去一切的文明遗产，摧毁目前地球生物的微妙生态平衡，而辐射线更可破坏未来的遗传潜能；因此全人类和这个星球能否继续生存，的确已成问题。基督徒思想不能流于空泛，无论我们多么坚信神透过基督和圣经的一次性自我启示，我们还是必须努力把启示与严酷的现况关连，由此，当我们寻求去分辨神的旨意时，启示与实况能环环相扣。有五方面的问题，我想先提出来，然后再谈基督徒在乱世中促进和平的呼召。
冷战的结束
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塌，世界的权力平衡改变，共产主义的理想分崩离析，苏联的军力开始衰退。苏联不再是全球的超级强权，她的国情快速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领袖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积极的洞察眼光，他带入「重新架构」和「开放」的概念，目的在为该系统带来某种程度的民主责任能力。但是还有部分原因是经济的贫困、政治的压迫，和苏维埃模式工业的落后，这些如同恶梦般困扰著政府。
一九八九年七月，由华勒沙（Lech Walesa）领导的波兰团结运动，在自由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接著，戈巴契夫宣布，华沙公约中的国家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匈牙利旋即向西方开放边界，捷克出现「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选出剧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担任总统。接著，经过些许流血冲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sescu）残暴的统治终告结束，他与妻子在圣诞节被处死。
尽管采取了新措施，苏联的经济继续衰退，戈巴契夫在国际上被视为英雄，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国内的名声却愈来愈差。他只不过是苏联的总统，而不像他前面几任可以担任共产党的领袖，拥有新的权力，能采用强硬手段。当苏俄举行第一次选举时，选出的总统是戈巴契夫的头号对手叶尔钦（Boris Yeltsin），他废除了苏俄的共产党，强迫戈巴契夫解散中央委员会。一九九一年，四个苏维埃共和国投票选择独立，莫斯科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六日承认他们的主权，其他的共和国成员，乌克兰、亚美尼亚、乔治亚、摩尔达维亚，也都计划要脱离苏维埃。乌克兰、苏俄和白俄罗斯的领袖，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在明斯克（Minsk）聚首，同意将苏联解体，成立独立国邦联（CI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巴契夫上电视，宣布辞去苏维埃总统职务，苏维埃旗帜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俄的旗帜升起，苏联成为过去。虽然这一切事没有来得及拦阻，一九五○年导致韩国分裂的美国和共产世界的激战，以及一九六○年代的越战，但是，二○○四年五月一日，大部分中欧与东欧前共产国家都加入了欧盟，还有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打算于二○○七年加入（编按：此二国已于二○○七年加入欧盟）；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改变是何等之大。
当民主的浪潮席卷前苏联，世界似乎将会更安全了，但是十年之后，和平的指望又成了泡影，新的冲突出现。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五这五十年之间，总共有八十场战争，然而其中只有二十八场是「传统」的战役，由国家的正规部队作战，另外四十六场则是内战或游击战。
暴力上升如此迅速，原因究竟是什么？哈佛大学的杭廷顿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整》（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发展出一个理论，认为冷战时期普世的政治是「两极化」（归于两大强权），冷战结束后，则变成「多极化与多重文明化」，尤其是「认同危机，对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血统与信仰，或宗教与家庭。人会与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习俗相近的人联结，而疏远与自己不同的人。」因此，今天人和人的差异，不再是理想、政治，而是文化。杭廷顿接著将世界分成七、八个主要的文明，其间最重大的差异是文化，而这正是造成「国家之间的对立或联合」的原因。
全球性的战争，就是世界主要文明大国都卷入的大战，杭廷顿教授认为「可能性不大，但并非全无可能」，他甚至生动地描绘，或许美国、欧洲、苏俄、印度会联手，对抗中国、日本和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该书最后一句话为：「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抵挡世界战争的最安全防线。」不过我们要小心，切勿落入宿命论，以为这种冲突无可避免。九一一事件之后，有些人谈到「文明的冲突」时，似乎这是已经发生的事，这样的态度只会对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前联合国秘书长裴瑞兹（Perez de Cuellar）曾说，现今内战的增加是「新的无政府状态」，一九九三年，四十二个国家发生严重冲突，还有三十七国有较小规模的混乱，这似乎证实了「这股无政府风潮」。他说：「我们无法控制。有人以为，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精英可以从上面掌控大局，……这种想法全然错谬。」我们所处的是「各地皆有小型大屠杀场面的时代」。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有了极大的转变，毋怪乎，西方的国防专家已经将策略全盘修改。他们不再预备面向苏联，迎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是要应付多区域的冲突。不过，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依然存在，大家仍十分担心，惟恐有人在地方性冲突中使用，或是恐怖分子会疯狂地使用。以下便要思想这类武器。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核子武器
当前拥有核子武器和运输系统的，共有七个国家：美国、苏俄、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几乎已是这死亡俱乐部的第八个成员。最近一位巴基斯坦核子物理学家表明，他已经将核子的秘密告知利比亚、伊朗、北韩，这几个国家是恶名昭彰的「流氓国家」，有些被美国总统布希列入「邪恶轴心」。
许多人认为可以不再理会核武问题（自然也不必去探讨其道德争议）。冷战期间美、苏对峙，两国各自拥有大量核武，核子大战彷若一触即发，而如今国际情势已截然不同，威胁不复存在。但这是一种诱惑，必须抗拒。二○○六年，全球国际关系最关注的焦点，即是伊朗已经制造出精炼铀，就是制造核武的原料，他们声称，这是用来提供核能，作为能源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核子计划却引起全球的关切。让人担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伊朗新选出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为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他呼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不过为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提及他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逻辑、文明的国家，不需要核子武器」。
未来既然可能出现极其骇人的景象，我们就不能遗忘上一次使用核子武器的时刻，也不能忘怀为何不能再度使用它们。核子弹爆炸的恐怖威力，或许亲眼目睹广岛和长崎惨况的报导，最能让人感同身受。蒙特巴登爵士（Lord Mountbatten）在遇害之前不久，曾引用过如下报导：
突然间，天空出现一道耀眼的白色、粉红色亮光，伴随著不寻常的震动，立刻便产生令人窒息的热浪，以及横扫万物的飓风。几秒钟之后，市中心街上成千的百姓，都被火烙般的热浪所烤。许多人顿时死亡，其余的人在地上蠕动，因著难忍的烧伤而痛苦地尖叫。凡爆炸之风所经之处，一切矗立之物……都化为乌有……。广岛已不复存在。
这只是一枚小型原子弹爆炸的情形。倘若核子战争发生，后果究竟会如何，实在难以逆料，因为有许多无法估计的因素，诸如，会用多少弹头、目标地带人口分布的情形、民众可防御到什么程度，以及当时的气候如何。美国的国会文件〈核子战争的影响〉（1979年）提到，「最低限度的结果，也会极其恐怖。」
冷战期间曾提出许多场景分析，一旦两个超级强权以核子弹互相攻搫，后果会如何。例如，一枚百万吨威力的炸弹，若攻击像底特律或列宁格勒之类的城市，大约有两百万人会瞬间死亡，另外还有一百万人受伤；若「大规模攻击军事与商业目标」，前苏联先投弹，美国反击，则美国人会有77％（或一亿六千人）丧生，苏联则有40％（因多分布于郊区）。这些伤亡是当时随即发生的（三十天之内），由热度、爆炸、狂风、大火和直接的辐射所造成。更有千万人会死于受伤（因医疗设备完全不足）、传染病（由于下水道秽物四散，又没有清水供应），或在第一个冬天被冻死或饿死（因所有设备全毁）。一层厚厚的毒烟将笼罩被摧毁的地区，不仅令许多存活者中毒，也完全挡住了太阳的温暖和光，使地球重新回到冰河时期的状况。时日再久些，许多人会得癌症，而对遗传与生态的损害，则将历时数十年，影响无法估计。
生物武器
生物战争是故意散播疾病，如炭疽病、天花、肉毒杆菌毒或鼠疫。一九二五年日内瓦协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一九七二年生物与有毒武器协议（BWC），废除这些武器的发展、制造、获取、屯积、保留，并于一九七五年起生效，然而，许多单位仍然制造这类武器。一九九二年苏俄总统叶尔钦承认，前苏联在过去二十年有生物武器的计划，令人益发担心有人会使用这些武器。一九九五年，曾经签署BWC的伊拉克，也被人发现有生物武器计划，后来有人发觉，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时，它曾使用含有生物成分的炸弹和飞弹。二○○三年兴兵攻打伊拉克的主要原因，正是怀疑它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准备要使用，结果，后来却遍寻不著。
生物武器需要一段时间才有效果，要看使用的材料为何，但是其强烈的普遍传染性却不可低估。国际旅行的速度意味，一种疾病可能在尚未查出病源之前，就已传播到其他各洲。
生物武器所以会受使用者的青睐，原因之一为造价相对便宜，「按分析，以传统武器造成一平方公里平民（未受到保护者）伤亡的代价为两千美元，核子武器为八百美元，神经瓦斯武器为六百美元，生物武器为一美元……？难怪生物武器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
与其他武器比较，生物战争也同样极其恐怖：「有一著名情节刻划，一架飞机经过华盛顿首府上空，从机尾顺著上风喷洒出一道一百公斤的炭疽病菌，会造成一百至三百万人死亡。相较之下，一个百万吨氢弹丢在美国首府上空，只会造成五十万至一百九十万人死亡。」
因此，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Colin Powell）说：「让我最胆寒、比战略核武更可怕、我们更缺乏抵挡能力的，是生物武器。」这些武器不需要复杂的运输体系就可发挥作用，恐怖分子可以用车子、小飞机，甚至只要让载体迎风而上，就可发挥作用。有一次，日本奥姆真理教将一辆装有风扇的小货车驶到东京的街上，试图散播肉毒杆菌毒素，幸亏该次没有人受到伤害。九一一之后，这类攻击的可能性人尽皆知，还有人以相当专业的手法制作炭疽菌，透过邮政系统分送。不过，不少科学家不以为然，认为生物武器的运用并不像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容易。尽管世事可能随时有变化，然而截至目前为止，生物战争还没有成为基地组织（A1 Quaeda）这类恐怖组织的手段。
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的作用，是以直接接触人的物质造成伤害或死亡，这种武器可以分为几类。「哽噎剂」，如氯气或光气，透过呼吸进入呼吸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广泛使用；「起泡剂」，例如芥气，透过呼吸与皮肤的接触，影响眼睛、呼吸道和皮肤，起先奇痒，然后细胞遭破坏；「血液剂」，例如氢氰化物，是透过血液运送，一般是藉呼吸进入体内；这些毒剂主要是让身体窒息。还有「神经毒剂」，例如沙林或塔崩，会阻挡神经细胞或神经原之间的感应。这些毒剂又分为几类，最广为人知的是CS催泪性毒气，防止暴动的单位常用到，而最为致命的，如VX毒气，只要几毫克就足以夺命。
一九八九年，约一百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开会，商讨废除化学武器。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化学武器协定生效，有一百一十七国签名，这是世上第一个多国废武协定，为要在所定的时间之内削减一系列大规模毁灭武器，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的成立，便是要监督这件事的执行。
倘若这件事真能成功，便是完成了从一六七五年便开始推动的事，当时法国与德国共同斥责子弹上毒，并禁止其使用。一八七五布鲁塞尔会议禁止使用有毒气体与武器，一八九九年海牙协定禁止可以散播「造成窒息或伤害之毒气」的发射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被大量使用，最恐怖的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比利时的伊珀尔（Ypres）战役。战事结束时，氯气、芥气和各种化学毒剂总共释出十二万四千吨，受到折磨而死的兵士达九万名以上。
这大大违反了海牙协定（Hague Conventions）。一九二五年日内瓦公约规定，签署国（现今几乎包括所有的国家）不得率先使用这类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签署国没有一个违反承诺，不过义大利曾在一九三○年代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用过化学武器。此外，「黄雨」的传闻也让许多人认为，苏联军队曾在阿富汗使用毒气，而共产党军队也曾在柬埔寨和寮国用过。伊拉克在攻打库德族和与伊朗作战时，一定也用过。
然而，我们的问题还不止于有些国家会用化学武器。一九九五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放置沙林毒气，造成十几个人丧生、五千五百人送医。该沙林毒气已经稀释成只有三分之一的威力，以保护置毒者，倘若它具百分之七十的纯度，会让上千的人死亡。该事件显示，尽管尚未有团体使用它们来造成大量的伤亡，然而恐怖组织使用化学武器已成为事实，许多分析家相信，假以时日，必定会有人这样作。
同时，一般民众必须了解，现代神经毒气对化学家而言，就像核子武器对物理学家一样。防毒面罩可能无法提供保障，因为有些化学武器可以穿透皮肤，倘若是从空中投掷，估计平民与士兵的死伤会是二十比一，因为只有士兵会穿具防护性的衣著。
核子、生物及化学武器有时被合称为「ABC」武器（atomic, biological, chemical），这诚然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字母组合。对战争道德问题的思考，由于ABC武器的发明与精炼，尤其是核子武器，情境已经完全改变了，它们改变「公义战争」理论的中肯性，一场战争可能有其公义的理由与公义的目标，但是，倘若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战略性」或「战术性」），就无法期待人持守目标，因为以核子战争而言，最终不会有任何人赢。手段不可能公正，因为核子武器不会按比例施放或作出分辨，也无法控制。千百万平民百姓会丧生，在核子屠杀中，无辜之人必然血流成河。所以，基督徒的良心必须宣告，使用无分辨力的核子武器，以及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都是不道德的，核子战争永不可能是公义战争。正如一九八五年，雷根总统与戈巴契夫先生于日内瓦所宣示，「核子战争不会有赢家，也永远不该发动。」
神学与道德反思
对于战争，基督徒之间一直没有定论，恐怕也永远不会有，然而我们不应该夸大彼此之间的不同，也不要低估我们的相同之处。例如，所有基督徒都肯定，耶稣所开始的神的国，乃是神以公义与和平治理的国度，耶稣的所作所为，成了祂所宣扬之国度的完美榜样；属神国度的团体要渴慕公义，追求和平、不求报复、关爱仇敌，换言之，是要以十字架为记号；在国度成全时，「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二4）
这一切乃表明，我们既是基督徒，就必须力求和平与公义，以公义来追求和平，比讨好人要付更大的代价，许多基督徒殉道者便有亲身的经历。我们也称许军人的忠诚、牺牲与勇气，然而，无论从事战争的理由多么严正，我们也不应当推崇战争本身。有些基督徒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两种罪恶中（犯某一罪以阻止更大的罪）较轻者，但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它最多只不过是堕落世界中一种必会有的痛苦。
虽然按照圣经，大致可整理出以上原则，但基督徒中间有三种不同的立场，各有各的理由：公义战争派、全然反战派及相对反战派。
「公义战争」的传统
「公义战争」的概念，始于基督徒时代之前，可以追溯自旧约的「圣战」，以及一些希腊、罗马的伦理教导。第四世纪时，奥古斯丁将这个观念纳入基督教；十三世纪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又将其系统化；到了十六世纪，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ctoria）予以发挥，而大多数改革教派亦赞同。今天大部分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会都持此立场。公义战争的传统通常会提到七项条件，才可算一场合乎公义的战役，即：正式宣战、最后手段、理由公正、动机正当、方法得当、不伤平民、合理期待。不过，这七项标准有重复，我觉得减为三项较清楚，即战争的开端、行为与结束。
那么，我们怎样判断一场战争是否「公义」？
首先，理由必须正当。是出于防卫，而非主动攻击，目标须为保卫公义或补救不义、保护无辜或保障人权。只有在一切谈判、和好的努力皆无效，别无其他选择时，才能进行，并且要经由合法政权正式宣战（先下最后通牒），不能由个人或团体任意发动。此外，动机也要与理由同样公义，正当的理由不能为不公义的动机所利用，因此不能有仇恨、憎恶或急欲报复的心。
第二，方法须有控制。不能恣意使用暴力，也不能滥用。有两个词曾用于形容正当暴力的运用，一为「按比例」，一为「分辨」。「按比例」意指，战争乃是两种罪恶中之较轻者，所承受的暴力，在比例上而言，比那要补救的事少，最终则利多于弊。「分辨」乃指，战争是针对敌军的作战部队与军事目标，不波及平民。我们必须承认，平民绝不可能完全免受扰害，但在「公义战争」中，必须作此区分，而视故意杀害平民为违法。在海牙协定（1899、1907年）中，不波及平民的原则已隐含在内，到了日内瓦会议，及后来的补充公约（1949、1977年）中就明文规定，联合国大会则更再度强调（1970年）。
第三，后果须可预料。耶稣曾讲过一个简短的比喻，一位王在出征之前，必须「计算代价」（路加福音十四31～32），因此战争必须有胜算，并能达到发动战争时的正当理由。不过，有时候一个国家可以为了原则性的理由而战，即使它觉得仇敌更有力量，自己所冒的险很大，有些人或会以为，英国在二次大战时为了实现条约的义务而投入战争，便是如此。然而，若没有合理的胜算便去作战，乃是愚昧的，也将使千万百姓牺牲性命，而他们的生命并无法换来要达到的目标。
总而言之，「公义战争」是为正义而战，用节制手段，并有合理胜算的战争。
不过，「公义战争」理论只是一种传统，它是否有圣经的支持？有些人试图以旧约为证，指出有些战争是耶和华所命令并指挥的，但这个讲法很危险，因为那些战争明显是圣战，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当日的以色列，享有特殊地位，作「圣洁的国度」，神所特别立约的子民，由神亲自治理。
另外一个基础较稳固，是依据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1～7节及其上下文对政府的教导。其实该段圣经的前后，是论爱邻舍，前面教训我们要爱仇敌、服事他们（十二14～21），后面说明，爱是不加害与人的（十三8～10）。因此，我们在解经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尤其，罗马书十二章的结尾和十三章的开头似乎互相矛盾。前者回应了登山宝训，禁止我们以恶报恶；后者则似乎在回应旧约，认为政府是神的工具，为要刑罚恶人。前者说，恶人要给予服事；后者说，要刑罚他们。这些教训如何能调和呢？
使徒保罗肯定政府的权威是由神所设，祂授权给他们，因此，顺服政府就是顺服神，违背政府就是违背神；再者，「在上有权柄的」（任何政府官员）都是「神的用人」，要奖赏良民，刑罚恶人。其实，保罗三次重复提到，政府的「权柄」是神的权柄，又三次提到，政府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罗马书十三4a、4b、6）。我认为这里很清楚，神并非不得不为有罪的政府「安插」一个特权的位置（在他们用武力罚恶时，仍算「犯罪」）；相反的，乃是肯定神已经「设立」政府，将祂的权柄赋与他们，他们运用权柄去罚恶，便是执行神的旨意。既然如此，我便不能主张基督徒远离公职，反而要鼓励他们参与，知道他们这样做乃是成为「神的用人」，就像牧师一样，因这名词也同样用在牧师身上。基督徒担任警察、典狱长、政治家、市长、议员，绝非不正常，因为基督徒所敬拜的神是公义的，因此他们也要追求公义。基督徒团体不应该远离世俗社会，而应当努力为基督渗入其中。
大部分的反战派人士（不包括主张和平之教会的人）都接受基督徒参政的立场，不过，他们也像其他基督徒一样，是在必要时，有条件性地参与，例如，他们会拒绝国家的征兵令。
那么，罗马书十二章17～21节要服事仇敌，和罗马书十三章1～7节要刑罚作恶者，这两者之间表面上的差距，我们如何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赦免与刑罚的矛盾，不仅存在于这两段经文之间，也包含在前者之内，便会开始明白答案为何了。因为「不要以恶报恶」的禁令，下一句是：「主说：我必报应」；而「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的禁令，下一句即为：「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十二17、19）因此，我们不可以发怒、报复、还手的原因，并非这样对待罪恶是不对的，而是因为这是神的特权，而非我们的权力。同样，耶稣虽「被骂不还口」，但也「将自己（及所面对的事）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二23）
所以，最好的解释，是视罗马书十二章末尾与十三章开头相辅相成。神的新团体之成员，可能兼有个人与政府官员的角色，在前一角色中，我们不可自己报复，或以恶报恶，反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十二14）、服事仇敌（十二20），并尽力以善胜恶（十二21）；然而，就后者的角色而言，若我们蒙召是要作警察、狱吏或法官，我们乃是神罚恶的代理人。当然，「伸冤」与「忿怒」都属于神，但祂今日刑罚恶人的途径，乃是透过政府，故「听凭主怒」（十二19）意为，让政府作「神的用人，……刑罚那作恶的」（十三4）。这不是说，执行公义时不可顾到怜悯，其实正该如此。政府官员不仅应当「刑罚」罪恶，更要「胜过」它，因为刑罚与改造应当并行。不过，这段圣经所强调的乃是，倘若罪要受罚（理当如此），则刑罚要由政府和其官员来执行，不容个人以自己为律法，任意而行。
至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政府的刑罚角色受到限制，也有节制。罗马书十三章1～7节绝不支持高压政权，对它们而言，「法律与秩序」即是暴力统治的同义词。政府是神的用人，执行祂的忿怒，只对作恶的人而已，即对特定、作错事、需要秉公处置的人。这意味对政府的权力有三重限制：第一，政府所刑罚的人必须是作恶、犯法者：第二，逮捕他们的武力，必须为把他们绳之于法的最低需要：第三，所给予的刑罚，应该与他们所犯的错相称。这三件事——人、武力、刑罚——应该谨慎掌控。
同样的原则不但可以用于警察，也可用于军队，其实，这两者的区分乃是近代的事。今日警察所做的事，如执行法律、维持秩序、保护无辜等，在保罗时代乃是罗马兵丁的责任，现代某些国内的动乱（如，肯亚毛毛族的叛乱），仍会动用军队来支援警力；在这类情况下，士兵的行为应当视为警察的延伸，不能越轨。例如，英国国防部长解释，现行有关维持安全的法律，当以「『所需最低限度武力』一语来标明」、「根据状况的需要，使用合理武力，不得滥用。倘若所用的武力，超过当前欲达到的目的，便为不合理」，武力主要的目标在防止犯罪，以及逮捕犯人。
然而，如果扰乱和平的不是个人或团体，乃是另一个国家，则又如何？这时论点为，按合理比例扩大来看，神所赐给政府执行公义的权柄，包括约束、抵抗那些作恶的人（在此情况下是侵略者，而非罪犯），以保护其公民的权益，无论是外国的侵略，或本国的叛乱都一样。当然，这个类推并不尽然相符，因为一方面，作战的政府成了自己个案的审判者，而不是作仲裁的第三者；另一方面，法庭冷静、按部就班的审理，与战争的宣告与进行截然不同。这些差异是由于目前被接受的国际公义（在仲裁、介入及保持和平方面），只在婴孩阶段，不过，「公义战争」理论的发展，「代表一系列的努力，要将战争行为与政府行为作类比」，务期使之隶属于「执行公义的范畴」，并受「执行公义的标准所约束」。
然而，无论在罪行、暴动或国际战争中，要执行公义，首先必须是分辨性的行动（清查参与犯罪、须受制裁者），且是受到控制的行动（限制所用的武力，为达成目的所需之最小程度）。
委身于反战
在这个核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存在的时代，反战主义（pacifism）可能是全然反战，或是相对反战（有时称为反核战主义）。以下先谈全然反战主义。
全然反战的立场
反战派多半以登山宝训为出发点，至少许多人决心不介入暴力，是依据耶稣的这段教训。耶稣说，我们不要抵抗恶人，相反的，如果他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还要转过左脸来由他打；我们要爱仇敌，向恨我们的行善，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惟有如此，我们才配作天父的儿女，因为祂的爱普及众人，赐日照、甘霖给好人也给坏人。恨那爱我们的人，是魔鬼的作法；而爱那爱我们的人、恨那恨我们的人，是世界的作法，倘若我们要跟随耶稣，接受祂国度的标准，就必须爱那恨我们的人（马太福音五38～48；路加福音六27～36）。
不但如此，耶稣还身体力行。祂以身作则，不用暴力，在被出卖、逮捕、受审、定罪、折磨、钉十架的过程中，祂毫不反抗。受羞辱时，祂不还口，祂是神那无辜、受苦的仆人，「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祂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五十三7）祂爱那些藐视、拒绝祂的人，祂甚至为钉祂于十架的人祈求饶恕。
因此，反战人士下结论说，耶稣的教导和榜样，都要我们采取不抵抗、非暴力的立场，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祂。此外，历史似乎也可作证，在君士坦丁归主之前的两个世纪，大多数基督徒都拒绝当兵；不过有明显的证据指出，他们的拒绝与罗马军队中拜偶像的作法有关。反战派则辩称，他们也认为战争与顺服基督相违。这一点却无确据。
采取反战立场的，在十六世纪有被称作「极端改革派」的人士（各种重洗派），今日则有「和平教会」（Peace Churches；贵格会、门诺会、联合弟兄会等），还有不少较小的「历史性」改革宗教会。
相对反战或反核战*{Decide for Peace, Evangelicals against the bomb，此书为Dana Mills-Powell所编，是十六篇反核战与反战的评论集（London: Marshall Pickering, 1986）。}*
核子武器的发明，使战争的辩论展开新的一页，传统看法所探讨的旧范畴，似乎像传统战争中的旧武器一样，被弃置不用。科学家和神学家都提出呼吁，需要新而大胆的思想，正如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在第二次梵谛冈会议时所说，教会必须「对战争作彻底的重新评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旦发生核子战争，伤亡将达千百万，也不会只限于双方的军队（过去大致是如此，不过本世纪已有扩大现象）。
我们应当思考、应用的相关圣经原则，似乎是「流无辜人之血」的大罪。圣经看重「血」，因它是生命所赖，也是其象征（如，创世记九4；利未记十七11；申命记十二23），因此，「流血」乃指以暴力夺去性命，换言之，就是杀人，但是人的生命既按著神的形像所造，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约时代严禁流人的血，除非有神特殊的许可，即处死杀人犯，和在神所授权的战争中。不错，在摩西五经中，还有一些严重的罪（如：绑架、咒诅父母、行巫术、与兽淫合、拜偶像、亵渎，见出埃及记二十一、二十二章及利未记二十四章），要处极刑。但最高的原则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世记九6）亦即，谋害人命、流人血，当流血处死，因为后者之血是有罪的血。除此之外，则都是「流无辜人之血」的罪，所以，亚比该因大卫没有亲自向拿八报仇而感恩，他「不……流无辜人的血……必不致……觉得良心有亏。」（撒母耳记上二十五31）
旧约设立六座「逃城」，就是为贯彻这个教训，约旦河两边各三座，位置都经过仔细考虑，涵盖全国。其根据为将谋杀（蓄意杀害）与误杀（非故意）区分出来，并保护误杀人者，以免被「报血仇者」所害，而流无辜之血（民数记三十五9～34；约书亚记二十1～9）。
旧约时代不仅区分谋杀与误杀，还区分战争时的流血（是许可的），与和平时的流血（不许可）。因此，约押杀害押尼珥和亚玛撒这两位以色列的将领，大卫定他有罪，因为「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争战之时一样」，以致令大卫家犯了流无辜人之血的罪（列王纪上二5、31～4）。
因著旧约有这个律法，先知们向以色列发出猛烈的斥责。耶利米警告他们，神必将刑罚他们，因为他们离弃祂，玷污了耶路撒冷，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在这里向素来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耶利米书十九4）。此处将拜偶像与流血并列，对神而言，最严重的罪莫过于拜偶像，对人而言，则是流无辜人之血。以西结也同样指出，耶路撒冷自寻灭亡，因「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又「作了偶像」（以西结书二十二1～4，参三十六18）。这两位先知都将偶像崇拜和杀害无辜视为最重大的罪。
新约也同样极端厌恶流无辜之人的血。犹大承认，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马太福音二十七4）；彼拉多声明：「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而百姓鲁莽地回答：「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马太福音二十七24～25）
圣经对这件事的看法始终如一，从列祖时期，到律法、先知时代，以至新约皆然，令人印象深刻。人血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它乃是像神之人类的生命，故此流无辜人的血是最严重的社会罪行，无论是个别的谋杀，或是高压政权的依法处决。神的审判于主前第七世纪临到以色列国，因为他们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又于第一世纪临到他们，因他们流了耶稣基督的血。耶和华所恨恶的事中，「流无辜人血的手」为其一（箴言六16～17）。
圣经的这个信息不能置之不理。神赋与政府的法定权柄，包括用「剑」（罗马书十三4），都有严格的限制。对警察而言，只有在逮捕犯人、使他们伏法时，才可使用；对军队而言，只有在从事公义战争、用公义方法、达公义目的时，才适用。因此，任何无限度、无节制、不加区分的武力使用，都当禁止，尤其在战争时，战士与非战士、军队与平民，总是分得一清二楚。当然，军队也是由按神形像所造的人组成，他们或许被征召入伍，并非出于自愿，而且他们或许完全没有参与政府所犯的罪。不过，既然抵挡侵略国是合理的，视军队为国家代理人，所以不包括百姓，也是合理的；这种区分为国际法所认可（在战争时需保护平民），也有圣经根据（禁止流无辜人之血）。这可以应用在两方面。
第一，非士兵的豁免原则，谴责「传统式」武器（即非核武）的滥用。例如，基督徒的良知反对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毁灭式」、「地毯式」地轰炸汉堡、科隆及柏林，尤其是一九四五年对德斯登（Dresden）的轰炸。英国和美国的领袖（主要是邱吉尔和罗斯福）从前曾指责纳粹轰炸各城的作法可憎可怖，英国政府也曾公开宣称，它绝不参与轰炸非军事目标的决策，不论纳粹怎样行。但是同盟国收回承诺并保留这样作的权力，以防范德国不遵守同样规定。一九四三年同盟国轰炸汉堡，一九四五年轰炸德斯登，造成「火风暴」，其恐怖无法想像。据估计，一九四五年二月两天的轰炸中，死了十三万五千人（比落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立即毙命的人还多）；其中包括成千在苏联进攻之前逃避的难民。我个人很感佩奇彻斯特（Chichester）的贝尔主教（George Bell），他有勇气在上议院抗议这个政策。他说，毁灭式的轰炸「不是公义战争的行为」，而「要为不人道的方式辩护，强解为权宜之计，就无异于受了纳粹哲学的污染，以为强权就是真理。」圣公会教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教会与原子弹〉（The Church and the Atom, 1948年），与他的判断一致，认为德斯登的轰炸，「与公义战争须受限制的目的相背：它违反了分辨性的原则。」
第二，非士兵的豁免原则，也谴责使用无差别武器。我在本章前文中已经讨论过核子、生物和化学武器，爆炸时都不具分辨力。基督徒对这件事的看法，似乎日趋一致，第二届梵蒂冈会议说：「任何一种战争行为，若不加区分而摧毁整个城市，或一大片地区，以及其中的居民，便是得罪神、得罪人，应当立即定罪，且清楚定罪。」 一九八○年十一月，圣公会大会论及核子武器，说：「使用这类武器，与所谓公义战争的要求全然不符。」
对于其他教派的圣经观点，福音派基督徒一向很慢才知道，不过，一九八○年有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福音派的参与者不少）在美国聚集，他们认为，二十世纪有废止核子武器运动的需要，就像十九世纪废除奴隶的运动一样，因此发表了「新废止约定」。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核子武器的暴力没有限制，对受害人不加分辨，毁灭的范围无法控制，已将人类带到十字路口。历史中从未有一时代像现在一样，面对和平或毁灭的抉择。在核子战争中，绝无胜利者。」 这些基督徒宣言对核子武器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因为这三者都不具差别性，无法为其使用辩解。
因此，各地的基督徒和所有渴望和平的人士应当联手，推动废除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美国与前苏联减少核武之后，这件事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仍有核武，而他们又为与喀什米尔相关的事不断发生冲突。这便意味，虽然我们在冷战时期最害怕的末世性恐惧已经降低，但在现今的世界，核子武器的威胁仍旧非常真实。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亦是如此，生化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日形重要，新的科技大多是为了要治疗身体，但也可能成为破坏身体的有效办法，这个难题似乎很不容易解决。我们愈多发现身体的作用，便愈多倚赖发现者的善意，才能将其发明作有益于人的用途，而不是用来制造更有效的武器。全世界协力采取行动促进和平，其重要性在这个时代无可言喻。
问题与条件
然而，如果我们要面对这真实的世界，我还想到四件事，是必须要谈的。
区分士兵与平民
士兵与平民的区分是否已经过时？亦即，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战争，没有所谓的非作战者。全国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其中，为战争而努力。每一个纳税人都在资助战争；甚至从事一般工作的人，也是让别人因此而入伍。所以，既然人人都参与，使用无差别性武器，不就很合理吗？
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将一个国家和其中专事作战的一小群军队作清楚区分，这是旧观念，如今已不适用；而每一个参与制造、运输或使用武器的人，都当视为作战者。不过，还是有少部分人，如老人、孩童、身体或精神有病者，他们绝对是非战士，应当受到保障，若杀害这类人，便显然是流无辜人的血。
旧约全体毁灭的例子，并不是恰当的类比，因为那里特别告诉我们，该地已恶贯满盈，因此，并非是「无差别」的审判。在洪水之前，「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记六5）；如果所多玛、蛾摩拉有十个义人，便可免于毁灭（创世记十八32）；迦南人的习俗非常堕落、可憎，以致土地要「吐出它的居民」（如，利未记十八25）。
如果，旧约全体毁灭的审判不能作无差别之战争的先例，那么，旧约全体担当或负责的原则又如何？神曾论自己说，对恨祂的人，「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二十5）；而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存活者受到极大的羞辱，他们埋怨说：「我们列祖犯罪，……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耶利米哀歌五7）神这样作，是否意味我们在战争中也可以伤及无辜？不！这里所展示的原则，是神视其子民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将其转移成必须列举其罪状的法庭状况。因此，倘若「公义战争」要成立，只有一种可能，即视之为按公义治理的延伸，那么，无论如何总要将无辜者与有罪者区分出来。
有一件重要而让人不安的事值得一提，即使在区域性战争和内战之中，士兵与平民的区分也常未见遵守。反对武器买卖运动（CAAT）曾宣称：「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千百万人已经死于战争。到一九九○年代末，战争的受害者几乎百分之九十是平民，其中至少一半是儿童。」
虽然，我们可能距离战争场面很遥远，但无辜之人被屠杀应当会令我们义愤填膺，不可以视若无睹，推说这种事在战争中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必须重拾同情之心，去体会无辜之人为自己的性命忧心忡忡，和无缘无故遭受虐待的心情。面对这类邪恶的张狂，我们的抗议显得何等苍白无力，但是，在感动之下采取行动，必定会让我们觉得，作一点事总比什么都不作要好。写信给媒体说明情况以唤起注意，打电话给选区代表，要求在国会提到这事，或参加某个在这些国家中积极提升人权的人权协会，都可能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战争可能爆发的地方，调停工作或许能防止悲剧，因此，当大火即将点燃时，基督徒调停人必须投身去化解。不过，除了作这些事之外，基督徒也蒙召要祷告；要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祈祷会改变世界，因为这是与神的旨意同工的行动，神乃是公义的神，祂关心无辜者的权益。
区分差别性与无差别性武器
有人指出，并非所有ABC武器都是无差别性武器。例如，有些化学武器在战场上的使用，可以相当受控制，有人甚至建言说，核子武器已作到非常精密的地步，可以异常准确地击中目标；而改进的辐射武器或「中子弹」，可以藉杀死一辆坦克车内的士兵来拦阻它。因此，既然武器的研发朝向缩小目标、准确命中，核子武器便更具差别性，不必将其运用完全推翻。这便是他们的论点。
这个理由显然有些说服力，武器愈具无差别性，就愈无法令人接受。因此，可以想像在某种情况下，使用很有限的核子武器或许是合理的，虽然还会有某种程度的辐射外泄，造成一些平民的伤亡，但这必须是在绝对紧急的状况下，否则，就会被邪恶的强权征服，而那会导致更大的罪。
在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强权互相对峙，各自拥有核武，问题是一旦有一方使用核子武器，战事便会升高。不过，在苏联解体之后，就不再有两大强权对立、各自拥有为数可观之核武的状况了。现在让人惧怕的，是核子科技流通出去，某个流氓国家会用一颗核子弹来颠覆某个地区或攻击其敌人，而该敌人或有核武可还击，或没有。倘若伊朗制造了一颗核子弹，中东遭破坏的可能性便立刻告急，尤其以色列亦有核子武器，即使只用有限的核武，在中东的弹丸之地亦必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就武器本身的威力而言，或许可以视为是有限的，但若以为这种武器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亦是有限的，就太过天真了，一旦互相发射任何一种核武，要预期或控制接下来的进展，几乎根本不可能。
区分武器的使用和拥有
倘若使用ABC武器是罪，那么保持核武作吓阻之用，岂不同样可视为罪？假定我们同意，既然巨型核子武器造成不分辨的破坏，其使用便为不道德，而微型核子武器也有促进战事升高的极大危险，故其使用亦不合理，那么岂不是意谓，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委身于片面裁减核子军备？其实不然，并非所有相对反战（或反核战）者都主张片面裁军。因为就道德而言，拥有、威胁和使用是不同的。某种行为假如是不道德的，而威胁要如此作，也同样不道德，这个说法或许正确，但是拥有核子武器只是一种警告，而不是攻击的威胁。其实，因拥有的动机不是要鼓励使用，而是要防止使用，拥有便不应当像使用一样视为有罪。
那么，我们是否指斥使用，而为拥有作辩护？这似乎是我们的结论，当然，我们立刻可看出，其中的逻辑有问题。因为有效的吓阻在于有必要使用吓阻时的技术（科技能力）与意愿（道德与政治），也在乎敌人相信我们会这么作。因此「保持拥有，拒绝使用」，虽然在道理上讲得过去，但实际上却似乎在自打耳光，我们的矛盾在：吓阻无效或不道德只能择其一，或说，若要站稳道德就必无效，而若要有效吓阻（会使用武器）则必不道德。亦即一边是原则，一边是深谋远虑；一边是对错，一边是实况。潘能柏格教授（Wolfhart Pannenberg）针对这个矛盾写道：「这个冲突……是两种不同的伦理态度：一种伦理为坚守信念，即持定纯净的道德原则；另一种伦理为责任感，觉得必须考虑作出决定后会导致的结果」。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愿意被迫在基督徒的理想和基督徒的实际中作一选择（如果可以宽松地使用这些名词的话）。反核战人士自然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看得很清楚，坚持认为使用无差别毁灭性武器并不道德，拒绝在此原则上妥协。但是在把持这理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堕落世界的罪恶，以及其在时局中的反映。那么，应当如何协调理想与实际呢？上述「使用则不道德，保有则为审慎」的两难问题，是否有任何出路？在思考这点时，有五方面需要纳入考虑。
吓阻与裁军的平衡
我接受立刻片面裁军，特别就核子武器而言，反会促成核子战争，而非减低其可能性的论点。敌人可能会受到诱惑，利用我们自己造成的弱势，或许在不怕报复之下使用核子飞弹，来迫使我们投降（这样，我们便是因戒绝自己的使用，而促成对方的使用）；或许会藉使用它们而来胁迫我们（这样，我们的不用，等于鼓励敌人来接管）。问题乃是，怎样才能阻挡双方使用核子武器，同时又保持我们的自由？所以较安全的办法，也是与理想和实际都符合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保持核子吓阻力，一方面寻求如何才能达到双边裁军，且要能持续进行，又是可核实的。
吓阻是朝向裁军的暂时步骤
保持吓阻武器（这类武器若使用则不道德）惟一合宜的理由，便是视为暂时的权宜之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在联合国第二次特别裁军研讨会说，核子吓阻「以现在作判断，在道德上尚可接受」，但必须视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迈向逐渐裁军的一步」。 在寻求有效裁军之途的过程中，这一点应当更能增加紧迫感。
「大胆的和平表态」
在双边裁军的架构下，还有余地可容主动而有创意的片面裁军，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称之为「大胆的和平表态」（Audacious Gestures of Peace）。早先西方曾作此表态而未得回馈（如，美国一九七九年自欧洲撤除一千颗核子弹头，不过，这些当然是过时之物），然而这类行动可以做更多，而还不致产生危险。无论可能的敌人是谁，我们都应当有勇气，宣告定意「不先使用」。
充分而非超越
不论我们的良心是否能接受，核子武器可分成有限度与无限度，我们都应该可以同意，后者当禁用、废除。例如，伍德教授（Keith Ward）认为，根据道德原则，我们可以「犯某一罪（产生伤害）以阻止更大的罪」，因此主张，在极端状况下，使用有限度的核子武器是两罪之中较小者。不过他宣称：「全面的核子战争，必须严加定罪，……这在道德上是说不通的。」他又说：「必须拆除可进行全面核战的一切装置」，只维持「有限度的核子吓阻力」，即吓阻的最低需要量。核子武器量的「超越」完全不必要，核子的「充分」就已足够。再者，由于强权目前的军火可大量「过度杀害」，大量减低库存也似乎不构成难以接受的冒险，而这种裁减可能成为推动力，加速两边的裁军。
可信但不确定
同时，吓阻力也应当维持可信度。倘若核武的使用是不道德的，我们就不要威胁说要使用它，可是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吓阻，也不能只是虚张声势。惟一的选择似乎是培养不确定的气氛。我们可以向敌方说：「我们认为，使用无差别毁灭性武器是疯狂而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决定不要使用，我们相信你们也不愿意使用。可是如果你们攻击我们，或许会激起我们作出违反我们的理性和良心的举动。请你们不要把我们逼到那个立场。」
区分征服与杀灭
敌军的全面征服难道不是比核子战争更大的罪吗？最常被假想的一幕，也是最令人害怕的情形，便是入侵的军队拥有非常优越的传统武器，而我们与同盟国在面对失败的威胁时，受诱惑而决定以核子武器自卫，结果使世界卷入核子战争。人们问我：「这样作是否不合理？」我们能否认真假想容许国家被征服的情形？如果我们预期最坏的状况会发生，那么，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就是我们认为生活品质中不可缺少的质素，会遭残暴压抑。这种罪恶是否真正「无法忍受」，比核子战争的破坏更糟？当然，犯征服之罪的应当是无神的侵略者，而非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某些合理的行动来避免此结局，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我们就成了帮凶。如果可以做而不做，那「不做」就成了犯罪。从另一方面看，倘若为避免被征服，而「可做」的事是决定从事核子战争，就又回到原来的问题：究竟哪一种罪更大？
然而，反核战者所关心的是道德原则，而不是机巧的平衡。我们的立场乃是：发动（或参与发动）核子战争，是极其大的罪恶，没有任何一种理由可为其辩护，甚至连我们害怕被征服或被毁灭，也不成理由。若必须生活在高压政权之下，承受一切痛苦与奴役，岂不仍强过毁灭人类文明的罪？容许千万人丧失自由，固然是件恐怖的事，但为防止此事的发生，我们岂准备让千万人化作灰烬？我们自己忍受不公义，岂不是比加在别人身上更好？
因此，最后我们要决定，哪一种祝福是我们更看重的：社会自由——因此而发动核子战争，以致失去道德的正直；还是全国的道德正直——虽然必须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让别人征服我们。如果有一天这是我们必须作的抉择，我希望我们知道当如何决定。肉身的失败，好过道德的失败；宁可失去言论、集会，甚至宗教的自由，而不愿在神面前丧失良心。因为在祂眼中，正直比自由更有价值。
恐怖主义的兴起
以上所论的，多半是有关核子武器的事，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亦与它相关。不过有人会说，二十一世纪一开始，我们所面对的冲突并不是各国之间互掷核子武器，而是恐怖分子的兴起，过去十多年，恐怖主义已然快速勃兴，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肯亚、西班牙、秘鲁、印尼、以色列、巴勒斯坦、英国都曾发生可怕的暴力，由不同背景的恐怖分子所策动。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的崩塌，象征著受压迫的人得到了自由，那么，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双子星大厦的崩塌，则象征著过去拥有自由的人正面对新的压迫。美国再也不能以为在领土内便可安稳无忧，当那两架客机故意撞入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又差一点撞到华盛顿的目标，恐怖主义一下子声名大噪，突然间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恐怖分子。二○○五年，伦敦也成了自杀炸弹客的目标，三颗炸弹在间隔五十秒之内，分别于三处伦敦地铁站爆炸，第四颗在巴士上爆炸，五十六人死亡，七百多人受伤。一九八八年泛美一○三班机遭炸毁，二百七十人死亡，而九一一事件是该事件之后，恐怖分子对美国人最厉害的攻击，而车站的爆炸事件则是伦敦自二次大战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
世界上发生许多暴力事件，但是透过新闻媒体，我们将其中一些列为恐怖主义。杰根史迈尔（Mark Juergensmeyer）在《藉神之名行恐怖：全教宗教暴力的兴起》（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一书中说，这些行动是「公然进行毁坏，不以军事目标为明显对象，而要造成广泛的惧怕。」
「恐怖主义」（terrorism）一词来自拉丁文terrere，意思是「让人颤抖」。因此，我们的反应也包括在该名词的含义里。换言之，恐怖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在受波及之人或目击者间所造成的颤抖，而不是单来自从事该行为之人。恐怖主义一向难以定义，不过所有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它最首要的特色乃是使用暴力，而这类暴力的目的和动机，往往不太明确。它和犯罪行为有所区别，主要是带有政治的理由；即便如此，许多恐怖分子也说不清楚，自己所行所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
不过，恐怖主义的行为常造成无辜之人丧生，因他们多半是在事件发生时偶尔碰上的。这便意味许多人对这类恐怖行为毫不同情，间或使得恐怖分子发现，他们的暴力行为被公众或国际评论加以挞伐。爱尔兰共和军（IRA）或许可被视为恐怖组织，而他们已放下武器，接受政治解决方案，至于能否达成永久的和平，还有待观察。本书写作之时，著名的恐怖组织哈马斯（Hamas）在巴勒斯坦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以色列拒绝承认其政权，这件事让国际社会陷入两难，因为巴勒斯坦需倚赖国际援助，经济才能运作。然而经援巴勒斯坦的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少有几个乐意承认由哈马斯所统治的国家——如果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暴力，或承认以色列。这一幕要怎样解决，还有待观察。
近几年来，恐怖主义的发展带来可怕的结果，尤其是基地组织，在西方已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型运动，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全球网络，与最糟糕、最过分的暴力成了同义词。然而，对付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十分困难，比对付一个国家更难，因为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暴力，很难用传统的作战办法来反击。因此，一个军事力量极强大的国家，面对可能出现的恐怖威胁时，或许会作出过分的回应，美国与英国等国家，在九一一之后的反应，引起对这种反应的辩论。恐怖的行为与暴力固然要反击，策划者也应受公正的制裁，但是当布希总统称对九一一事件的回应为「反恐战争」，就引起了一场伦理的辩论——一个国家在宣战的时候，总要说明是在回应哪一种暴行。
当行动的焦点不再是寻找宾拉登，与对付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而是与伊拉克作战，使人不得不更加严重关切了。开战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后来却发现似乎并非如此，虽然武器检验人员还没有完全清查这类武器可能的存放地点。并且，这项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合法通过，不过美国与英国连同其他的伙伴，却先发制人地开战了。这就让一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质疑，它是否经过合法的权威通过，而按照公义战争的原则来看，先发制人式的行为是否合乎公义。
不过，本书写作的时候，伊拉克已经展开选举，首次选出国会，正尝试在组织政府。支持军事行动的人说，倘若不是西方的军事干预，这样的民主选举绝不可能发生。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有人依旧认为，以外交手段或许便可推翻海珊和他腐败的政权，不必牺牲这么多人的生命。我们无法知道。许多伊拉克人认为自己得到解放，脱离了压迫，但有人认为，美、英等国的举动是一种别具用心的占领，因此便兴起恐怖活动的风潮，不单是伊拉克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投入。军事行动的后果至今仍有待判断，但我们必须期待，和平能临到伊拉克，新成立的政府能够秉公行义，所制定的宪法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人权。
恐怖主义的根源或许有好几种，其中有三个最明显。第一，西方认为现代化与民主的散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西方世俗物质主义的散播，是对其他世界文化认同的一大威胁；小团体会感到全球化的影响淹没了他们独特的文化，以致这类团体采取极端的手段，宁可使用暴力，也要维护自己的文化。第二，经济的理由也很重要，全球化令人增加了提高生活水准的渴望，距离期待太远的贫穷人，有可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反感，因为他们看见，自己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生活。若是如此，恐怖暴力便是对全球系统不平衡的反击。持这种看法的人，将一九九三和二○○一年恐怖分子两次对世贸中心的袭击，解释为是在攻击资本主义的具体象征；然而，恐怖组织在策划并供应活动经费时，却常是透过全球经济体系的权力和效率来运作，这实在是一大讽刺。还有第三个，有时被称作「新恐怖主义」，其源头为宗教，又被称为「后现代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很难用武力来还击，一个视死亡为殉道、期待在来生得奖赏的人，武力对他有何作用？这类与宗教牵扯在一起的宗教语言和行动，混杂在恐怖主义之中，被人利用来达到政治的目的。
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宗教暴力组织逐渐兴起。杰根史迈尔说，一九八○年代，美国国务院的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宗教组织，然而一九九八年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列出三十个世界最危险的组织，一半以上是宗教组织。其他人的分析数字更高，以致前美国国务卿克理斯多弗（Warren Christopher）评论道，以宗教与种族为名义进行的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冷战余波之后，我们最大的安全挑战之一」。
由此观之，虽然恐怖分子自称其暴力活动是基于宗教理由，或是出于该宗教的命令，我们却不可将其他世界宗教视为魔鬼，这一点非常重要。基督徒不应当落入伊斯兰恐惧症，因为那是将伊斯兰教扭曲、定型，只会破坏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友好关系。不过，雷马强佐（Vinoth Ramachandra）在《信仰的冲突：多元文化世界中基督徒如何守正不阿》（Faiths in Conflict: Christian Integ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一书中指出，这种挑战是相互的，宗教与文化会互相指控对方为魔鬼，采取防卫姿态，生怕对方会影响自己。中东许多文化尖锐地批评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认为西方价值观以人权用语为外衣，要强加于人；可是，伊斯兰也应当避免军事性的「西方恐惧症」，有人称之为「基督教恐惧症」，这乃是对基督徒和基督信仰的曲解。雷马强佐评论道：
「伊斯兰恐惧症」、「西方恐惧症」、「基督教恐惧症」，这些名词很不中听，但尽管不讨人喜欢，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所有的恐惧症都是出于无知，同时缺乏对自我和自己所属团体反省的能力。西方基督徒和穆斯林若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基督徒必须率先破除西方人士反穆斯林的偏执，指出其中错误并予以斥责；而同时穆斯林领袖也要以同样的热诚，来破除在西方和在所谓「伊斯兰世界」（dar-ul-Islam）各自之间所存的偏执与仇视。
我们也需要记住，宗教煽起的暴力在全世界各个宗教里都曾出现，包括北爱尔兰的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内，印度教的极端分子、犹太教的基要派都难以豁免。暴力并不限于个别宗教。
宗教煽动的暴力增加，也是一个信号，表明宗教的影响力在二十一世纪愈来愈强。身处于二十一世纪的欧洲，我们会误以为宗教在世界舞台上不再扮演角色，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宗教认同在全世界正益形重要，许多冲突正是肇因于此，冲突的双方各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怪责对方。例如，在波士尼亚研判冲突的本质时，宗教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种族或政治联盟。
恐怖主义在人的思想里能够扎根，似乎有一个必要的因素，即认定世界已经处于暴力状态，每个人都处在战争当中。要一个人以为自己投身于暴力是正当的，就必须让他有这个想法；世界处于暴力中，因此恐怖分子以暴易暴就振振有辞。同时，倘若国家看来软弱无能或一味妥协，不能纠正错误，暴力就有可以运作的空间。有时基督徒误以为他们的宗教是恐怖活动的理由，这就令他们更加认为，与其任凭当前的情势继续下去，不如让这样的活动达到目标来得更正当、更公义。美国的堕胎诊所遭人投弹，亦是如此。施暴者说，他们想借由除去世上的邪恶来引进基督徒社会，其实，他们的作法不啻卷入邪恶，并且使他们想要倡导的信仰蒙羞受辱。
这类行动多半似乎不是要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宣示。针对这点，杰根史迈尔说：「宗教恐怖主义的行动是种『象征』，我的意思是，它们的意图不在当下的目标，而是为要表明或论及某件事，例如，更大的征服，或比表面看来更可畏的奋斗。」
指认宗教煽动暴力要很小心，这点非常重要。某些权威人士可能会以讽刺的语气来讲论，以达到政治目标；而委身作「殉道士」的人，则可能会把这种行动本身当作目标；有些宗教暴力者或许存有政治目的，想要实现伊斯兰国度，有些行动也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明白这点很重要，我们需要深入探讨。
宗教引发的暴力，必须要从更深、更广的背景来看，许多时候，宗教暴力的背景是灵界的争斗：一场肉眼见不到的「宇宙」大战，正在我们周围进行。宗教暴力可以理解为与这更深一层的属灵冲突紧密相关，最明确的信号之一，就是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客相信，只要杀死伊斯兰的敌人，他们就会被接纳进天堂，并因此大得奖赏。我已经说过，自杀炸弹客的作法让人防不胜防，难以制服，而要胜过自杀炸弹客的幻想（以为这种暴行可以让他们进天堂），更是难上加难，如此的信念使这些人认为，无论是去炸高朋满座的餐厅，还是去炸挤满乘客的巴士，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有道理，有小孩在场也无所谓。
不过，对宗教这样的扭曲，反倒为促进和平的人提供了机会，委身于非暴力之人可以看出，这样的委身含有莫大的力量，甚至可能比藉暴力达到目标还更有力。凡是渴望和平的人都对暴力产生反感，这种感受足以跨越种种文化与宗教的藩篱，将人团结起来，组成相通的团体，互相尊重、了解。基督徒蒙召是有盼望的，知道个人可以改变，社会可以实践公义，我们相信，人们可以转离暴力，以拥抱和平为职志。为了这个目标，即使在暴力充斥的世界，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努力追求和平。
基督教的确也讲到宇宙大战，使徒保罗在致以弗所人的书信中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争战，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争战。他劝告以弗所的基督徒，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但是这些军装是指基督徒的美德和使命。例如，军装之一被描述为和平的福音，另一项是真理，还有一项是信心；这套军装的概念，与宗教暴力的残酷作战观念正好相反。保罗乃是在说，面对虚假的世界，真理与诚实是惟一的武器；面对暴力的世界，促进和平是惟一有效的抵挡方式。只有透过重新认识真正的基督信仰，才能制止宗教引发的暴力。
基督徒促进和平的呼召
耶稣曾论及战争与和平。一方面祂警告我们，将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另一方面，在列举神国度子民的特色时，其中之一便是积极促进和平。祂声称，祂的门徒使人和睦，必受到神与神之儿女的祝福（马太福音五9），因为使人和睦是神的圣工，神透过基督与我们和好，又使我们彼此和好，除非我们也从事促进和平的工作，否则便不配称为祂的儿女。
我们可采取哪些实际的作法，来促进和平呢？
要促进和平，基督徒必须恢复士气
今日教会有两种趋势，令基督徒士气不振。两者我们都要坚拒。
第一个趋势是大事化小。我们面对挑战的态度偏向消极，漠视世界的难题，把世界缩减到只剩自己想要作的事，是很容易的。但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百万人的受苦、我们生活方式的摧毁，是不容忽视的紧要大事。
第二个使我们士气不振的趋势，是对未来非常悲观，以致容许无助的情怀滋长。冷漠与悲观都不是基督门徒当有的态度，我们蒙召是要参与当代的文化，而非对它不理不睬；在绝望的文化中，当人们对改善的可能嗤之以鼻时，我们要能成为盼望的榜样。基督教会的声音一定要让人听见，不单在本地，更要在全国、在整个国际间；这就意味要透过媒体清楚表达我们的观点，并且一旦看见政府有必要改变，就必须加以劝服。这个世界需要激进的和平促进者。
要促进和平，基督徒必须祷告
请不要拒绝这个劝勉，视为无关紧要的敬虔。对基督徒而言，绝非如此，即使不论祷告的道理和果效，我们也奉命要这样行。我们的主耶稣特别吩咐我们要为仇敌祷告。保罗嘱咐我们，在聚会崇拜时，首要之事便是为国家领袖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摩太前书二2），然而今日「公众崇拜的牧祷常简短而公式化；所祈求的事毫不用心，陈腐老套，几近『无用的重复话』；而会众则在打瞌睡、作白日梦，而不在祷告。」我们非常需要在崇拜时认真代祷，为统治者与政府，为和平与公义，为朋友与敌人，为自由与稳定，也为能免于核子浩劫。又真又活的神必会垂听、应允祂子民认真的祷告。
要促进和平，基督徒必须建立和平的团体作榜样
神呼召我们，不单是「传讲和平」、「使人和睦」，也要实行出来。因为祂的目的是透过圣子与圣灵的工作，建立一和好的新社会，其中不再有帘幕、围墙或栅栏，而一切分裂的因素，如种族、国家、阶级、性别，都已荡然无存。祂要祂的教会成为祂国度的记号，亦即，从教会中显明，倘若人类社会在祂公义和平的治理之下，会是怎样的情形。一个真正属神国度的团体，就可以向世俗社会的价值体系发出挑战，并且提出可行的作法。倘若教会没有达到神要她成为的和好团体，就很难呼召全世界和平相处，倘若良善要从家里做起，则和好亦然。我们需要在教会、在家里完全废掉怨恨、忿怒和苦毒，使它们成为充满爱心、喜乐、平安的所在。有和平表现的团体来促进和平，影响力无与伦比。
要促进和平，基督徒必须为建立信任贡献力量
「建立信任措施」（CBMs,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的概念不必只限于特定的军事行动，每当有人觉得受到威胁，基督徒的反应当为：努力除去恐惧，建立信任。我前面谈过需要「大胆的和平姿态」，而接下去则需要进行CBMs。无论是基督教与天主教为孩子设立联合学校，或是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家庭聚在一起，分享文化，CBMs的作法对和平极其重要，个别的接触能除去歪曲的观念，彼此发现对方也是人，基督徒更应该外出旅行，去服事、去分享，在基督里认出彼此是弟兄姊妹。
要促进和平，基督徒必须鼓励公开辩论
倘若和平运动要对和平的促进有贡献，就必须努力推展充分运用资讯的讨论，无论什么时刻，总有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辩论。我们为何需要囤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拥有合乎道德，但使用却不道德」的立场是否实际，还是自我矛盾？所谓的「另一种国防政策」究竟是否存在？建立「传统」军队是否有利于减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还是两者可同时削减？为保护国防而让千万平民赔上性命，是否合理？最终而言，国家的正直与安全孰重？这类问题，还有更多其他问题，都必须提出来辩论。
每一个基督徒蒙召，都要去促进和平。八福并不是八种选择，有些人愿作温柔的人，有些人去作怜悯人的，另有些人去使人和好；基督乃以整个八福来形容祂国度的子民。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立乌托邦，基督公义与和平的国度，也不会在历史中普及全球，必须等到基督再来，刀剑才会打成犁头，矛枪才会打成镰刀。然而，这事实并不容许我们去大量开工厂，制造刀剑与矛枪；基督曾预言会有饥荒，我们是否就因此不求将食物作更平均的分配？祂对战争的预言，也毋需成为我们追求和平的拦阻。神是主动和好者，耶稣基督也是主动和好者，因此，倘若我们要作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就必须去促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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